第14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3) 

广东和福建的起飞    

在广东和福建获得特殊地位后的30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一百多倍,从1978年的每年不足一百亿美元增加到一万多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广东。从广州到香港之间的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发生了巨变。在1980年代,这个地区的村镇迎来了一些小制造商在此地建造工厂,他们先是来自香港,后来是台湾等地。到1980年代末时,从香港到广州160多公里的路段上,道路两旁的工厂已经连成一片。1979年时毗邻香港的深圳只是一个有两万居民的小镇,20年后的深圳市则已经扩展到了周边农村地区,人口接近一千万。

(下图:任仲夷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

习仲勋和杨尚昆设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导致广东经济起飞的措施。但是从1980年到1985年间领导广东经济起飞的却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的搭档梁灵光省长以前是轻工业部长,被派到广东帮助其发展轻工业。根据1982年1月的一份文件,涉及3000万元以上的轻工业项目和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项目,广东必须报送北京批准。由于突破额度而受到北京指责时,任仲夷会巧妙地规避,说那不是一个项目,而是恰好相互关联的若干个项目,而每个项目都在上限以内。任仲夷的部下喜欢他为广东发展与制度斡旋的热忱以及他敢于为他们撑腰的勇气。其实任仲夷自己就曾说过,他在广东的任务是做一个变压器,电流(广东的政策资源)来自北京,他要使其符合当地需要。广东干部的说法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广东的试验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为搞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害怕资本主义,不愿看到对其他各省同样有吸引力的广东试验被推广到全国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们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干部为他的机智所倾倒,佩服他做出战略选择的能力,但是最为赢得他们忠心的,还是他在北京的批评面前敢于承担责任。政治上的顾虑以及缺少经验,使得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即如何与外来商人打交道,产生了不少失误。他们既想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又不想被人指为对外来资本家示弱。最初,他们不知道如何确定税收减免的合理数字、需要多少地方基础设施、应当如何进行计价,以及哪些当地产品在国外有市场,因此犯了很多错误;还有些当地人办事拖沓,甚至欺骗境外投资者。此外,新工厂的建设速度超前于相关管理规章的颁布,结果新规章并不总是奏效。因敢闯敢干的地方领导走得太快,把较为谨慎的官僚抛在后面,结果反过来验证了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的噩梦,这类情况时有发生。

试验的教益

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发现,为了吸引外资设厂,必须建立“一站式”的决策中心。早期的外来投资者为了安排电力、运输、建材和劳动力,拿到各种批文,必须跟不同的官僚机构打交道,这让他们不胜其烦。到了1980年代中期,最能吸引外来公司的地区都是那些对政府机构进行重组、将决策集中的地方,这使地方官员在一个办公地点就可以做出所有关键决策。

此外,为争取投资而相互竞争的地方干部早就发现,如果不让外来投资者得到他们认为合理的投资回报,他们就会另寻他处。最初,干部们听说运到海外的产品能卖高价,于是也向外国人开高价,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让中国劳动力受外国资本家剥削。但是渐渐地,中国官员开始接受国际市场的价格,认识一即使工人所得比在海外销售产品的商人少得多,对政府和工人仍然有利。地方干部还发现,过去几年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尊重协议的地方。在外资公司工作的当地经理也学会了按时完成任务是多么重要。

消费服务业是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的另一个领域。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引入市场之前,国营商店只卖品种单一的必需品。商店的营业员对顾客十分冷淡;他们公开表示既然报酬少得可怜,他们不想傻乎乎地卖力。香港商人经营的广东第一家现代饭店—白天鹅宾馆开张时,为了做好生意,从香港带来营销经理和服务人员,由他们传授饭店的清洁保养、有效组织以及如何满足顾客的愿望。饭店的餐厅立刻引来大批消费者,另一些餐馆为了与之竞争,也开始提供不相上下的服务。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索尼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按国际标准,当时的中国政府机关仍然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但是,中国工商业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也会效仿同样的效率标准。

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存在着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不如这样说,在广东,不到10年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的中共组织,已经变成了推动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党维持着全面的纪律,鼓励学习与竞争,而香港地区和日本也迅速提供了帮助。给予广东和福建的特殊政策、特区所特有的自由空间,使这些地方成了培养人才的孵化器,这些人才将在大都市的现代工厂、商店和办公室有出色的表现。从这些企业学到的知识,很快就从广东扩散到了其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