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5) 

离京之前,任仲夷私下请教了他在北京的重要支持者胡耀邦,问胡他回广东后该如何向广东的部下和工商业界传达北京的意见,他担心一旦把北京的严厉批评、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说法传达下去,很可能会窒息广东的经济活力。胡耀邦告诉他,传达什么不传达什么由他自己决定。任仲夷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北京对走私问题的担忧,但是他没有将北京的愤怒和盘托出,也没有提阶级斗争。他说他们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要加以改正,要终止不法活动。但他又说,“不要搞运动,也不要指责哪个人。要坚决反对个人牟利,但也要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要承担责任,我的下级就不必了。”任仲夷的部下十分感激,因为他们知道,假如不是任仲夷愿意承担责任,保护大家,广东的试验很可能出现大的倒退。

中央书记处的办公会从2月23日开到25日,讨论任仲夷在控制走私、腐败和贿赂上的失误。任仲夷和刘田夫省长抵京后,在开会之前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做了一次长谈。支持广东改革的胡和赵向任仲夷解释了对他们的批评。胡耀邦让任仲夷写一份新的检讨,任仲夷答应了。在“二进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会的党政干部比第一次还要多,批评也更加严厉。中纪委的一名干部说,广东发生了咄咄怪事,广东的干部却见怪不怪。另一名干部说,广东的领导是在“放羊”。还有一名批评者说,反腐败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任仲夷做了深入检讨,但他和刘田夫也解释了广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当两人请求不要取消给广东的特殊政策时,赵紫阳和胡耀邦保证说,政策不会变,但广东必须更严厉地打击走私和腐败。

“二进宫”并没有使事情了结。北京的两次会议后,从4月到9月,谷牧用大部分时间在广东搞调查。中纪委也派出一队人马,由一名老干部、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带队,在广东进一步调查了两个月之久。两个月后章蕴得出结论说,任仲夷等人确实为解决问题做了很大努力。邓小平一直在阅读各种会议报告,但也一直避免公开表示支持广东和福建。不过,当他看过章蕴的报告,看到报告做出了实际上有利于广东的结论后,立刻把报告送交政治局。政治局于1982年12月31日发出的第50号文件肯定了广东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邓小平没有动用个人权威就成功保住了试验,广东的干部们也长舒了一口气。

直到离职之前,任仲夷一直处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但他继续推行改革,维持着快速增长的步伐。1985年任仲夷到了70岁的退休年龄。一般来说做出过类似贡献的地方干部会被要求延期退休,但任仲夷还是光荣退休了。相比之下,福建省第一书记项南的命运则要糟得多,他受指控要对福建晋江制售假药案负责。尽管北京的某些人总是批评任仲夷和项南,但他们在广东和福建实行的开创性政策不但仍在继续,而且扩大到了其他地方。

向14个沿海城市扩大试验,1984年

在将广东和福建的政策推广到其他地区之前,邓小平一直耐心等待着有利的政治气候。中纪委在1982年12月肯定了广东的努力后,对广东的敌意开始消散,这使邓小平得以在1983年6月说,“现在,大多数人都在谈论经济特区的很多好事情。”此时,党内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普遍支持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而一度导致人们广泛支持调整政策的诸多问题也开始消失。1984年广东的出口额超过1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238%。

(下图:从左至右:谷牧,万里,习仲勋,任仲夷,项南.)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冬季“假期”乘专列到达广州。他用两周时间视察了广东和福建,包括4个经济特区中的3个—深圳、珠海和厦门,还视察了中山和顺德这两个珠海附近发展迅猛的县。视察完深圳和珠海回到广州后,他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深圳,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楼林立,这一在1978年的中国前所未见的景观,使深圳已经具有了现代西方城市的风貌。

回到北京不久,邓小平在2月24日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宋平等人找来,为宣布开放另外14个沿海城市的政策做准备。此后两个月里,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着手准备了一份文件,并于5月4日下发。文件宣布把开放政策扩大到14个沿海城市,每个城市都可以采取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在协调与广东、福建的关系上富有经验的谷牧,被指派协调北京和14个沿海城市的关系。这种扩大特殊政策的做法,表明了广东和福建在发展现代工业和积累外资上取得的成功得到了公开承认。当然,也证明了其他地区希望获得同等待遇的压力确实存在。

还有干部批评说,交给广东的任务是培育高新技术,它却把重点放在发展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和服务业上。干部们想让中国迅速步入高新技术领域。为了促使这些新开放地区提升技术,避开陈云在1982年1月提出的暂停新建经济特区的建议,1984年的13号文件规定将新的开放城市称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驻的外国企业应当引入技术更先进的产业。事实上,当时的广东还缺乏能够马上引入高新技术的技术管管理人才,外国公司来华投资也主要是为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

开放14个沿海地区的决定让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如释重负,他们把这个决定视为对他们政策的肯定。但是把特殊政策扩大到其他地区也给他们带来了新问题,就是竞争加剧。过去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多在广东和福建投资,如今他们增加了在其他地方的投资。不过,总体结果却是充足的外来投资源源不断。到1980年代后期,不但广东和福建特区附近各县蒸蒸日上,而且广东的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和汕头—腾飞也仍在继续。

邓小平在有理由对广东的成功试验扩大到其他地区感到满意。1984年10月,邓在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他在这一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桩事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事就是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

广东成了新的“大寨”

全国各地的干部,通过各种报告会、广东经验研讨会、广东考察之旅,或对广东工作或学习过的干部的走访等了解广东。尤其是,很多北京高干冬季应邀去广东旅行游玩—广东人请他们是为了获得支持,而他们回到北京和其他北方城市后,就会讲述在广东的所见所闻。

很多先前被香港引入的西方做法,而如今通过南大门进入广东,随后又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例如,当广东在佛山附近建造了全国第一座收费大桥时,那里的干部被批评说,这是一种用收费还债的资本主义做法。可是没过几年,发债与收费就成了筹资兴建大桥与高速公路的惯用做法。1983年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为多种食品—如稻米和鱼类—定价的省份。这些商品的价格先是大幅上涨,随着人们对市场做出反应,增加了产量以后,价格也随之回落。还有一个例子是广州引入了出租车,这成为中国运营商业出租车的先驱。没过几年,中国所有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出租车服务。

1987年11月的第六岂全国运动会成了广东新角色的标志。在举办运动会的广州新建体育场里,电视大屏幕、扩音喇叭和其他技术都是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样板的。在整个1980年代,广东的变化步调一直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激励着中国各地的干部继续尝试现代化的新路径。邓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广东,把它作为全国其他地方仿效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