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2) 

万里和农村改革

1962年,陈云在向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的方案之前,曾私下问过邓小平是否支持这种做法,邓小平表示会给予支持。但是,假如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这样的建议,很可能会面对他在“文革”时受到的指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邓小平如何能够既允许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又能应付政治上的反对呢?突破来自于正在领导安徽的万里。

1977年6月,大约在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同时,华国锋任命万里担任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是当时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一。万里于1977年8月来到安徽后,目睹普遍的贫困现象,他感到心碎。村镇到处都是面容憔悴、缺衣少食、住房简陋的人。有些地方甚至连木头桌子也没有,只有泥砌的桌子。正如万里对他的孩子们说的,他不禁要问,共产党掌权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情况还是如此糟糕?

万里在他们数月的调查研究和他本人亲自走访这个地区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解决安徽农村问题的“省委六条”。这一方案建议:1、生产队根据自身条件,只要能完成生产任务,可以把一些地里的农活安排给生产小组甚至个人;2、上级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3、减少给生产队和个人下达的定额;4、实行按劳分配,放弃按需分配;5、粮食分配的决策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6、允许生产队的社员种自留地,在当地集市出售自己的产品。文件没有直接批评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集体制样板大寨,万里只是不提它而已。他知道陈永贵(当时仍是主管农业的负责人)会把“六条”视为资产阶级路线。

( 下图:万里)

邓小平和一些官员看到了安徽省委在万里领导下制定出的“六条”后,立刻肯定了这一试验的价值。左派知道邓小平是要允许把农业生产下放给贫困山区的农户,却很难反驳他让农民想办法免于饿死的说法。1977年11月,万里在安徽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讨论了贯彻“省委六条”的问题。会议的规模很大,开得很正规,足以让那些担心如果跟着万里走,政治路线一变就会被批为搞资本主义的人打消顾虑。万里本人的信心、他愿意承担责任的勇气、他在1975年解决徐州铁路困局时表现出的魄力,给了干部们向前闯的信心。万里于1978年初允许各地继续缩小生产单位的规模。有些地方,例如饥荒仍很普遍的凤阳县,实行了包产到户。

不久之后,邓小平从缅甸前往尼泊尔访问时途经四川,到四川后的第二天(1978年2月1日),他对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讲了万里在安徽农村施行六条政策取得的成功。其实赵紫阳已经允许生产队“包产到组”,只是没把这一步骤向北京全面汇报罢了。邓小平鼓励赵紫阳允许下面进行类似万里在安徽的大胆试验,赵紫阳遵照邓的意见,很快提出了在四川农业生产中实行分散承包的“十二条”。赵说,基本核算单位可以是生产小组,但他不像万里走得那样远,没有允许包产到户。

生产小组取得的夏粮大丰收让安徽的干部欢欣鼓舞,他们在1978年秋天到处宣传自己的成就,努力消除与支持大集体的干部的争执。但是另一方面,仍然主管农业的陈永贵副总理指责万里暗中搞包产到户。报纸上也批评万里反对学大寨,搞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试行分散经营权的地区取得的丰收使万里有了信心,而且他也很快就在党内赢得了支持。1978年11月受到陈永贵的批评时,素以敢作敢为著称的万里回答说:“你说自己是从大寨经验出发,我看大寨不过是个‘极左’典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别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我也不把我的观点强加于你。谁对谁错,咱们不妨走着瞧。”

华国锋靠边站之前一直支持大寨样板,主张通过引进良种、使用更多的化肥、水泵、拖拉机和其他农机促进农业生产。华国锋积极建设大型化肥厂,到1982年时全国化肥产量已是1978年的两倍。从1978年到1982年,农村的用电量也翻了一番。但是,华国锋对这些措施在农业上的积极作用的预期过于乐观了。邓小平不反对华国锋的工业支农的想法,但是他认为,建立成功的中国农业体系,也需要通过分散经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陈永贵不再担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但他的继任者仍然支持学大寨。1979年春,这位新上任的副总理给《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写信,请他协助阻止生产队下放权力的做法。随后一系列反对进一步放权的文章便相继发表。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也仍然十分谨慎,不想改变立场。在这种气氛下,万里十分怀疑自己容忍进一步放权的做法能否得到上面的支持。在1979年7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万里把陈云叫到一边询问他的意见。陈云私下对他说:“我举双手赞成你。”万里也问了邓小平的看法,但邓小平当时仍不想公开支持他,回答说:“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争论虽然在升温,万里却有陈云和邓小平悄悄为他撑腰。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的做法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去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1980年初万里为了得到胡耀邦的支持,对他说,不能只让下面的人偷偷地实行包产到户,他们需要得到上级领导的全力支持。万里提议胡耀邦召集省委书记开一个会,对这项政策公开给予明确支持。直到1980年9月省委书记会议前夕,邓小平才同意把农业生产分散到户。1980年5月31日他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来,表示自己支持包产到户,并让他们把他的意见宣传出去。邓小平深知党内某些人的反对,他没有向很多听众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其中一定会有毫不留情的批评者;他只告诉两个笔杆子,让他们把他的意见传播给广大群众。

政策变化也伴随着人事变动。在1980年初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建立了他的领导班子,由胡耀邦和赵紫阳领导国家,万里担任了副总理、农委主任和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后,将农户经营的样板推广到了全国。反对包产到户的领导人华国锋、陈永贵和王任重,在1980年9月分别被正式免去总理和副总理的职务,宣传部门也开始批评大寨样板是“极左”的表现。

包产到户并不是包治农村百病的灵丹妙药。有些地方,尤其是有大片旱地。不种稻米只种小麦和高粱等作物的东北地区,那里的农民使用拖拉机耕种大片田地,这是单个农户无法做到的。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选择了保留集体农业。在集体制度下,经营得很好的生产队能够为没有家人照看的老弱病残提供一定照顾。但是由于公社的消失,为基层社区提供福利变得很困难。农村集体化也比较容易扩大灌溉体系,发展扎根于集体所有制的强大的地方党组织—在包产到户之后,这种组织并未消失。

1981年完成了包产到户的转变之后,邓小平继续关心着每年农村政策的调整,但他投入的精力和参与程度,已不像1978年到1981年他亲自过问的去集体化过程那样多。邓小平对家庭农业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他允许这样做,是因为它能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户的生计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不得不去集体化农业。邓完成了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既没有在党内引起破坏性的分裂,也没有使自己变成正统派干部攻击的靶子。群众对农村改革的成果普遍充满热情,无论是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收入的农民,还是享受着更多种类的食品供应的城市消费者。这大大加强了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