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2)

向国外学习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过教育部派遣留学生计划的汇报后说,要把出国留学生的人数增加到几万人。邓小平派官员出国考察、邀请外国专家成立研究国外发展的机构、鼓励翻译外国文献—所有这些举措都规模宏大。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有超过100万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到2007年底,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已经学成回国。从1979年初开始,中国的资深学者每隔几天就出版一期报告,即《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概述对中国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国外发展状况。而出国的代表团也会撰写考察报告,上呈给国家领导人。

在中国研究国外的经济发展经验方面,没有任何机构发挥的作用能与世界银行相提并论,而世行在中国发挥的作用也超过了它所帮助的任何其他国家。1980年中国大陆取代台湾重新获得在世行的中国席位后,世行行长麦克纳马拉访华,为发展双方的新关系铺路。这位行长说,没有中国世界银行不是真正的世界银行,他顶住了美国政府要求放缓中国加入世行的压力。中国官员当时仍然担心外国会为自身的目的利用中国,但是麦克纳马拉的独立态度使他们相信,世界银行并不代表任何单个国家的利益。

邓小平会见麦克纳马拉后,中国与世行的关系发展迅速。一个月后的1980年5月15日,中国通过世行的投票表决正式成为其成员国。1980年10月,世行组织了一个由30位世界级专家组成的团队,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察。中国也组织了一个与之相对的专家队伍和他们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后来担任总理的朱熔基。邓小平本人的支持使中方团队的成员不必再担心将来可能受到向外国人泄密的指控。这个考察计划是世行到那时为止承担过的最大的针对单个国家的研究项目。

世行团队返回后,根据与中方所做的联合研究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讲述了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历史,介绍了中国的政策,并对中国经济中适合或不适合做出政策改变的领域做了认真区分。在1981年3月完成这个三卷本的报告后,世行人员立刻与中方进行讨论,并在6月提交董事会,为后者做出给中国第一笔贷款的决定提供参考。除了中国的专家外,赵紫阳和其他高官也读过这份报告;后经中国政府批准,该报告得以公开发行。

当时首先面临的大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的同时,使它转向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体制。世行报告建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这个团队不主张全面迅速的市场自由化或私有化。

中国成为世行成员后双方谈判达成的第一笔借款是对高等教育的援助。在贷款之外,世行还设立了专门计划,帮助培训即将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中国专家。世行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在牛津大学设立了为期一年、专门培训中国经济学家的项目。作为对中国的进一步援助,世行还利用它与全球经济学家无可比拟的关系网络,应中国要求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会谈。

1980年代初,中国负责调整经济体制的官员最初想从东欧国家寻求改革模式。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南斯拉夫,1983年又将兴趣转向匈牙利把不同部门的所有计划都合为一体的“全面改革”。熟悉匈牙利问题的人认为,中国应当使用更多的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进一步向地方放权,并允许更加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匈牙利和日本一样,也采用了以确定产出指标为主的“指导性计划”,逐步摆脱从前的指令性计划—即提前为各产业部门精确规定具体的生产投入。然而,在探讨东欧经验的同时,一些中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东欧模式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

1982年8月应中方请求,世界银行将东欧和其他国家既有理论眼光又有实践经验的著名专家召集到浙江省的莫干山,探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整体问题。会上进行的讨论和会后组织的外国顾问对中国各地的考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东欧改革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顾虑。东欧专家此前的结论是,如果只进行局部改革,会造成对下一步改革的抵制,因此必须一次性地进行全面改革。可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呈现出似乎不可逆转的积极成果,因此没有必要急于进行一揽子的全面改革。会后东欧的学者们去中国各地考察,开始同意中国东道主的观点,即一次性大胆进行改革的东欧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太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中国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是逐步开放市场和放开价格,然后再进行渐进式的调整。后来,赵紫阳和邓小平都支持关于渐进改革而不是一揽子改革的意见。

速度问题似乎一直是邓小平的中心问题。他希望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又要避免“大跃进”的危险;他担心中国的干部像过去那样盲目乐观,所以要听听外人的意见。他希望世行再次承担一项研究,帮助评估中国到2000年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可行性,根据全球经验对中国未来20年实现这一目标考虑不同方案。依据中方合作者、世行人员及相关顾问的研究,世行于1985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它的结论是,20年内翻两番的目标是可行的。报告认为,中国通过重点抓工业生产,或者通过促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部门平衡发展,都有望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选择了以工业作为重点的道路。

1984年召开了又一次由中青年经济学家参加的莫干山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但这次会议世行人员没有参加。会议的结果是支持价格双轨制,即一轨价格适用于国家计划内产品,另一轨价格则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完成定额的国营企业可以将超额部分以市场定价出售。这样一来,很多企业会转而以市场为导向从事生产,而在向市场转型的过渡期内又可以依靠计划内价格获得一定的稳定性。有些世行官员批评价格双轨制,因为这会给国营企业的干部制造迅速牟利的机会,他们可以用计划价格购买商品,再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但中国高层官员认为,他们有把握用行政处罚手段控制腐败。

198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在探讨东欧经验和利用世界银行顾问的同时,也在研究日本经验。中国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现代化经验也有兴趣。1979年初,中国效法日本成立了两个机构:质量管理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这两个协会在北京为地方干部开办培训班,再由这些干部为各自地区的工厂经理培训工业管理,传授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观念。1980年代,日本为中国提供的援助和在中国开设的工厂多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在学习现代科技上主要盯的是美国,但中国工厂引进的新生产线中来自于日本的数量最多。

由日本、欧洲、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公司(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的新设备和新体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累积作用,至少与北京领导层进行体制改革的影响同样巨大。中国新的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消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