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3)

邓小平的经济攻势,1984年

当经济运行良好时,邓小平更易于获得加快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支持。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时,谨慎的平衡派则会获得更大的势力,使他们得以收紧计划的缰绳,对抗通货膨胀压力。1982年和1983年经济增长开始加快,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不但粮食增产,而且纺织这一消费工业的重要部门也有了可观的增长,导致布匹配给制的结束。依据官方数字,农民的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了1984年的355元。

在1983年6月26日至30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高调提出要将投资比重提高到国家计委所建议的水平之上。邓小平说,如果只讲稳定就很难取得进步;没有一点闯劲,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翻两番。在这种有利的气氛下,邓小平准备扩大开放其他沿海地区。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文件提出要运用包括价格和税收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管理经济活动。长期以来支持给予企业更大灵活性的赵紫阳,也进一步扩大了企业在完成政府定额后参与市场的自由。

邓小平在1982年9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在1984年国庆节,邓小平获得的民众支持达到了整个邓时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国庆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条写有“小平您好”的横幅。1984年的这些学生自发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感谢邓小平结束“文革”动乱,克服粮食短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终于带领国家走上正轨。而且,就在一周之前,邓小平签署了香港和平回归中国的协议。

国庆节十几天之后,邓小平充分利用这种高涨的民意,促使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当时对经济改革最全面的阐述。它既包括宏观理论分析,也概述了为全面扩大市场铺路的措施。《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领导起草这份文件的赵紫阳达到了邓小平要求的目标:明确解释为何社会主义能够接纳市场改革。《决定》宣布,将逐步减少政府定价,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功能。

陈云在三中全会上没有公开批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在1984年的几次会议上,陈云对一系列数据都表示反对:1984年基建投资大幅增加3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零售价格指数则上涨9%--这是自改革以来最高的数字。确实,通货膨胀已经令民众极为忧虑。1984年底公布的数据让陈云深感担忧。1985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值邓小平南下广州,陈云批评了严重的预算赤字、超额使用外汇储备和严格控制开支的失败。他做出结论说,计划优先于市场的政策并没有过时。按照中国标准而言的严重通胀,甚至使赵紫阳也转向了加强控制和限制投资。面对这种大气候,邓小平最后也加入了给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努力。

陈云和他的支持者公开了与走私、倒卖外汇、投机倒把和与色情有关的案件。陈云很清楚,北京的各部委都在向经济特区进行非法投资,这使执行党的纪律变得更加困难。此外,1985年夏天中纪委通报了海南干部为促进当地发展滥用特权,将进口汽车卖给内地牟取暴利的走私案。谷牧宣布,国家只会优先发展14个沿海开发区中的4个—上海周边、天津、大连和广州。在对特区不断升温的批评气氛中,甚至邓小平也不得不改为守势。他对自己1984年初提出的经济特区政策加以限定说,如果特区被证明并不成功,那就只当是一次试验好了。

在1985年9月18日至25日为制定“七五”计划的基本政策而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宣布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定为不超过6%或7%。他又说,应当限制乡镇企业夺走国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源,他还警告说,如果不加以限制,将会造成能源的严重短缺和交通运输的瓶颈。这种新气氛中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让干部更好地抵制腐败和违法乱纪。但是批评邓的人仍然认为,如果邓在1984年不那么急躁,情况可能会更好;也许可以避免伴随着中国经济过热而产生的通胀和腐败问题。

通货膨胀的恐慌与反击,1988年

正如陈云在1980年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政策为邓小平加快发展和改革铺平了道路那样;陈云在1985年至1986年的紧缩政策再次为邓小平继续向前闯提供了条件。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这又是一个巧妙的概念,使邓小平和赵紫阳可以对正统派说,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赵紫阳宣布,“商品交换”要遵循“价值规律”,价格由价值决定;商品供应不足,价格就会更高。赵的讲话还明确允许私营企业雇用7人以上。赵紫阳又说,将来股东可以分红。

1988年初,邓小平决定要大胆推进改革,取消对更多商品的价格管制。5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全面改革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长期以来不断有人告诉他,即使物价上涨也只会是暂时的,市场的力量可以让更多的供应者进入市场,价格自然会回落。邓小平此举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增无 减的腐败,而价格双轨制正是腐败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出。因此,结束国家计划价格将可以消除腐败的这个根源。7月份烟酒价格放开,导致价格猛涨了200%以上。但这并没有挡住邓小平闯关。

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胀的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在放开物价之前必须在供应上有所准备,以防物价暴涨。邓小平没有被这个警告吓住。在北戴河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1988年8月15日至17日),对是否取消物价管制进行了激烈辩论。邓小平最终占了上风,政治局同意他的全面放开物价的计划。这一决定一公布,已经疲于应付通货膨胀的城市居立刻陷入惶恐。人们纷纷取出银行存款疯狂购物,以防未来价格上涨。商店的东西一售而空;群众也开始上街示威。

邓小平深知对党的政策随意改变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可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做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后来朱熔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熔基避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民众对放开物价的反应也削弱了赵紫阳的地位。虽然这一次赵紫阳并不赞成取消物价管制,但他曾有过放开物价的先例,也曾允许通货膨胀的压力超出陈云认为明智的程度。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他认为一定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谨慎的计划派完全不同意赵紫阳在1987年和1988年初所做的允许通货膨胀加速的决定。在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赵紫阳因为年初导致通胀失控的政策而受到了批评。他同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承认年初时用来指导决策的一些假设是错误的,而通货膨胀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经济过热和需求总量过大。1988年10月陈云尖锐地批评赵紫阳说,绝对不能搞财政赤字,货币流通量已经太大。此外,应当一直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不然会引起混乱。

赵紫阳虽然承认了错误,但还没有做好彻底丢卒保帅(邓小平)的准备。他没有明确公开地宣布放开物价的决定是由邓做出的。据知情的中共官员说,尽管邓小平此后继续支持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但两人的关系有所紧张,因为高层官员和群众都认为邓小平要对物价失控负责。

8月份以后,谨慎的计划派又主导了经济政策。国务院于1988年9月24日颁布文件,宣布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是“改善经济环境”。1988年至1990年期间在经济管制和政治决策的双重作用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88年的11%骤降至1989年的4%,工业增长率从15%下跌到5%。1990年最后一个季度零售价格指数的增幅降至0.6%。消费支出停滞不前,失业人数上升,很多城市出现了骚动迹象。但是,尽管有这些令人不安的经济指标,在因放开物价而引起强烈反对之后的3年里,邓小平一直未能在党内争取到足够支持,向紧缩政策发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