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2

收回香港主权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对香港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邓小平在1978年4月成立了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和以廖承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廖承志最初的任务之一是筹备和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港澳问题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主题是放弃导致港人疏远大陆的“极左”政策。最初的工作重点是改善内地与港澳工商界的关系。

北京在提到香港时,长期以来习惯称“港澳”,仿佛说的是一个地方。对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来说,澳门这块隔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相望的葡萄牙殖民地只是个小地方,相对而言并不重要,其经济活力来自于香港;况且,虽然与葡萄牙的租约到1999年才到期,澳门实际上已处在大陆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在1967年和1974年曾两次提出将澳门归还中国,北京已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大体勾画出了归还澳门的方案。北京担心这个决定会对极不稳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一直对协议保密,公开的说法是还没有做好收回澳门的准备。对邓小平而言,:港澳“指的就是香港。

为了解决“收回香港主权”的问题,邓小平要认真进行准备,1978年他还没有筹划处理这件事的路线图。当时邓小平仅仅提出了中国将维护香港繁荣的一般性保证。1978年11月,邓小平和包玉刚专门讨论了香港商人在中国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的作用。1978年12月,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被派往香港,考察香港能为大陆,尤其是广东的现代化提供哪些帮助。李强在访港时首次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李强还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

邓小平对殖民历史有大致的了解:香港岛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割让了大陆的一小块地方九龙,北边的“新界”则于1898年租借给英国99年,将于1997年到期。邓像中国的其他爱国者一样认为所有3个“条约”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在中国无力抵抗之际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1979年3月24日麦理浩与邓小平见面时,一些英国外交官已经开始猜测,1997年需要把租约到期的新界归还中国时,英国将不得不放弃对整个香港的主权,因为香港新界以外的地方无法作为独立的行政单位存在。但是当时的北京政权,怎么可能提供香港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明智领导呢,不仅香港的外国商人,甚至香港华人也疑虑重重。港英官员和很多普通市民都希望,即使英国人在1997年放弃主权,中国也应当允许英国官员继续管理香港。

在去北京访问的途中,英国官员已知道邓小平一定会谈到香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什么帮助。但是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邓小平在对麦理浩的开场白中就提到了香港的最终命运问题。他宣布,两国商讨解决方案必须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前提,但是直到下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香港仍可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大陆实行社会主义。3年以后邓小平才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政策,但是在这次最初的会见中,他已经向麦理浩说明了这项政策的要点。

( 下图: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

麦理浩和随行的中国问题专家意识到,如果向邓小平提出1997年后能否仍由英国继续管理香港,无疑会使他动怒。于是他们决定间接谈及这个问题,提出如何给那些要签订15年以上租约的人提供保障,因为这些租约在1997年之后仍然生效。出一同思路,麦理浩还提到在1997年之后的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香港投资者对从事新的贷款、抵押和其他投资活动的担忧。邓小平一直避免就租约问题表明看法,但是他说投资者可以放心。在回答英方对大量中共干部将被派往香港的关切时,邓小平立刻回答说,中国会采取措施避免这种问题发生。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又有一些英国高官飞到北京与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官员会谈,华国锋也在11月访问了英国。所有英国官员都向中国同行表达了同样的基本观点:应及早做出有关香港的决定。然而邓小平仍未准备好着手进行谈判,他只是一再重复他对麦理浩讲过的话:香港在1997年之后可以保留它的制度,中国会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1981年初,邓小平同意开始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港澳办公室于1981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讨论香港前途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传达了邓小平的观点:不收回香港,我们将无颜面对祖宗、面对十亿中国人民和子孙后代、面对第三世界的人民。在章文晋传达邓小平的意见后,问题迎刃而解,谁也不敢再提在新界租约期满后让英国继续管理香港的事了。邓小平下定决心完全收回香港主权后,中国官员立刻开始准备文件草稿,供中国内部讨论在1997年之后如何统治香港。

与其他中国官员一样,邓小平也担心从1979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里英国有可能留下“一些毒丸”,使中国在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的统治问题变得复杂化。英国有可能让英国公司参与大型公共项目,花光香港的资产,使政府债台高筑。港英政府有可能大量批租土地,不给中国人在1997年之后留下多少收入来源。港英政府还可能为政府官员加薪,使中国在1997年之后难以平衡预算。当时,邓小平还没有预见到他的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权力。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的统战会议提出了北京对香港前途的基本立场。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英就开始了初步的谈判,1982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特金斯会见了赵紫阳总理。赵紫阳对阿特金斯说,香港仍将是一个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中国将保证香港继续繁荣。访问结束时两国宣布,作为对华国锋主席1979年11月访英的回访,撒切尔首相将于1982年秋天访华,同时双方将开始进行富有诚意的谈判。此后几个月里,邓小平多次参与有关香港问题的讨论。在会见英国官员时,邓小平发誓,1997年年将把政治权力交到港人手里。

在1982年4月6日接见前英国首相希思时,邓小平引用了1月会议提出的十二条,十分具体地表明态度:香港仍将是一个自由港和全球金融中心;它将由包括英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士在内的香港人自己管理。它将由商人来领导,将容纳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它将叫作“中国香港”,但一切商业活动照旧进行。邓小平对希思解释说:“我们的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