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4

许家屯到达香港时,恰逢中英第二轮谈判即将开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北京的中方谈判人员了解当地情况,为下一轮谈判做准备。最初很多港人怀疑许家屯要加强中共对香港的控制,对他有戒心。但是许家屯的开放态度和了解香港的真诚愿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传递了这样一个基本信息,中国将在1997年后收回香港,但是不必为此担心,一切都会保持原样。“1997之后会是什么”这个谜语在当时的港人中间不胫而走,谜底只不过是“1998”。他实际上成了影子港督,而且确实被人非正式地称为“总督”。在新华社驻港分社的总部,他挑选了一些有前途的当地人加入他的团队,使团队人数从100人增加到大约400人。他把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派去了解香港政府各个部门和新界的每个民政事务处。他们使许家屯能随时了解所有领域的动态。在接管前的15年里,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见习政府”。那些能证明实力的人有望在1997年后担任重要职务。

许家屯抵港3个月后返回北京,向赵紫阳和李先念汇报了香港的整体气氛、经济状况和当地中共官员的素质。他的观察让北京的领导层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党员长期习惯于投北京之所好,总是大唱赞歌,说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热切期望大陆来解放香港。许家屯却大胆说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实,他汇报说,港人对共产党有着不信任情绪,他们有时感到前途暗淡。他还说,香港华商的主流意见是,他们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怀疑北京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许家屯的报告让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说,要把重新赢得香港的民心作为头等大事。

许家屯的报告如同醒脑剂,但它并没有改变邓小平要收回主权的全面计划。在无果而终的第二轮谈判后,中国公布了为1997年的香港制定的12条原则,意在提醒英方谈判人员,如果在1984年9月之前达不成协议,中方将单方面准备自己的方案。1983年9月10日,经过第三轮仍陷入僵局的谈判之后,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他对希思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的策略是行不通的。因为任何事也阻挡不了中国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第四轮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随后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海外。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柯利达征得撒切尔夫人的同意后,建议在一个有条件的基础上,探讨中方提出的应该在1997年后做些什么的问题。在第五轮谈判中,中方对英国表现出一定灵活性感到高兴,但仍然怀疑英国是在耍花招,谈判依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柯利达在第六轮谈判中表示,英国真诚希望搞清楚中国在1997年以后的政策,如果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英方愿意在1997年之后放弃治权。这成了谈判的转机。第六轮谈判之后,中共的媒体不再抨击英国的立场。从1984年1月25日至26日展开的第八轮谈判开始,双方的会谈变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们如何治理这个全球化城市的详细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内容纳入了他们的文件。随着谈判的进行,虽然双方尚未就主权问题具体达成一致,但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这一点上已经日趋明朗。

第十二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飞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邓小平谈了两小时。邓小平强调了一些基本的关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资公司和港英政府从香港撤资,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土地。邓小平建议双方成立一个联合机构,随时了解香港在1997年之前的形势;成立一个北京、伦敦和香港官员的联络小组,共同处理一切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虽然香港的制度在1997年之后不会改变,但中国将在香港派驻军队。豪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想达成一个能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虽然港人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业界还是松了一口气,不确定因素终于被排除了。

然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了邓小平的具体意图。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时,许家屯告诉他,一些干部说了一些不符合他的政策的话。前国防部长耿飚对香港记者说,1997年后中国军队不会驻扎在香港。邓小平听后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见了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和采访大会的香港记者,向他们澄清任何可能的误解。邓小平说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言论不是中央的意见。邓小平极为清楚地表明了他观点:1997年后中国将在香港驻军。

为避免英国在剩下的时间转移香港财富给社会造成麻烦,邓小平提议成立一个由中、英、港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处理1997年之前的问题。英国担心这会影响他们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没有接受这种分散权力的做法。1984年7月,副外长周南向柯利达和高德年提出另一种选择:成立一个没有实权的中英联络委员会以方便沟通。这一想法得到了双方的同意,于是双方开始着手起草最后文件。经过从1983年7月12日至1984年9月6日的22轮谈判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出台。豪外交大臣随后从北京飞往香港,率先宣布了已经达成协议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布,香港将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他们可以放心,香港会继续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将保证香港继续实行自治。随后由英国外交官卫奕信和中国外交部官员柯在烁率领的团队花费了很长时间来敲定协议的细节。9月26日,伊文思大使和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了最后文件。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她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

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这部规定了未来北京和特区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由来自大陆的36人和香港本地的23个组成。经过此后几年为起草《基本法》而召开的10次全体会议的协商,所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讨论。很多香港的华商对西方式民主并不比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更热心,但香港民众对中共将如何统治香港则十分担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柱铭,他是一名大胆敢言的律师,为香港力争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确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决不会被北京的政治领导人推翻。为了增强港人对每一个决定的信心,中国领导人同意在每次全体会议后向大陆和香港的记者通报情况。

1989年2月16日在广州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上,对即将公布的《基本法》草案进行了最后表决。每个委员会都要对《基本法》的159条逐条进行投票。出席会议的51人中至少有41人在草案的每一条上签了字。1989年2月21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于世。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领导人看来,“一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基本法》公布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得到热情接受。

可是,表决刚过4个月,香港的乐观气氛便被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彻底断送了。成千上万有经济能力的港人购买海外资产,送孩子出去留学,争取外国公民身份。“六四”之前进展顺利的中英关系也迅速恶化。许家屯在1990年1月被周南取代。许当时已经过了70岁的正常退休年龄,过去在沟通北京与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1989年以后,他无力再起到同样的作用。几周后许家屯逃往美国,在那里获得庇护权并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尽管天安门事件造成局势紧张,中国外交部长和政治局委员钱其琛与英国外相赫德仍在继续密切接触,力求克服《基本法》中的一些难题。天安门事件数月之后,1990年2月13日至17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对《基本法》进行了最后表决,全国人大于1990年4月4日通过了《基本法》。

在天安门事件之前,中英两国曾共同努力想实现一个所谓“直通车”方案,即建立一个能够顺利延续到1997年之后的政治架构。在邓小平退出政坛的1992年,英国派了一名重要政治人物彭定康出任香港新总督。彭定康采取了与前任完全不同的方式。他在上任前没有去北京;作为总督他高调鼓吹扩大自由,增加民选官员的数量。彭定康在整个任职期间与中国官员的关系都极为对立。一些香港居民认为,是彭定康断送了“直通车”,因为他在香港搞的民主改革并没有延续到1997年之后。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了,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无疑会为自己在创立“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