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5

遏制西藏的自治要求

邓小平在1978年底成为头号领导人后,希望设法改善北京领导层与藏人的关系。为此他试图与一个他认为可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人重新建立联系,此人便是当时与8万流亡藏人一起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邓小平说,“达赖喇嘛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对于台湾和西藏的上层人士,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

邓小平知道,完全消除藏汉对立是不可能的,但他想恢复1956年以前北京和西藏之间那种比较和平的关系。1956年是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年在四川藏区开展了“民主改革”,其后发生了骚乱,并在1958年蔓延至西藏当地,直到1959年才结束,当时一些最好战的藏人翻山越岭逃往印度北部,定居于达兰萨拉。毛泽东在1950年代曾与藏民建立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他在1951年让刚满16岁的达赖喇嘛在统治西藏上享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当达赖及其追随者在1959年逃跑时,毛泽东甚至下令中国军队不要向他们开火,希望最终能让达赖回心转意。

1950年5月中共军队进入西藏的东部后,毛泽东把西藏领导人请到北京,与汉族官员签订了“西藏十七条协议”。据此协议,西藏接受中央对西藏的政治控制,但允许藏人一定程度的自治,藏人可以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保留寺院、使用自己的语言、维持自己的风俗。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框架,规定藏人接受中国的主权,但中央同意达赖喇嘛无限期治理西藏本土,大约400万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这里。毛泽东同意,只有在西藏本土的宗教和贵族精英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对自治区的社会和宗教进行变革。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西藏在1950年代保留了很多清王朝作为其宗主国时的特点。

1954年至1955年,达赖喇嘛去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时会见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以极大的敬意对待达赖,因为他不但是宗教领袖,而且是与北京签订了正式协议的西藏地区政府首脑。1949年至1950年,中共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成立了过渡政府,并在一两年内建立了正式政府。1956年4月16日,已从北京回到拉萨的达赖喇嘛以隆重仪式欢迎北京代表团的到来,他们将帮助建立临时政府的框架,并计划在两到三年内变成正式政府。

中央政府与藏人之间的麻烦爆发于1955年以后,这一年全国各省领导人被要求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毛泽东说,在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开展包括集体化改革在内的“民主改革”,但在西藏暂不实行。西藏本土以外的200万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等地。四川领导人搞了一个计划,不但要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而且开始在四川的藏民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主改革”。1956年,四川藏区开始实行集体化改革,包括没收一些寺院。当地发生了骚动,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数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区。康巴藏人最初取得了成功,但很快便被更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击败,于是他们在1957年至1958年带着武器逃往西藏。1957年正值冷战高峰,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科罗拉多训练一小批康巴人,然后派他们潜回西藏搜集情报。北京要求达赖喇嘛将康巴人送回四川,但被达赖所拒绝。印度早先曾邀请达赖去印度定居,于是1959年3月达赖率领众多藏人翻山越岭逃往印度。此后的两三年里又有藏民追随他而去。

(下图为达赖喇嘛)

1979年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他在争取藏民积极合作时所面对的困难要远比1950年代的毛泽东严重。1959年以后北京向西藏派去大批中共干部,此举激起了当地的不满。“文革”期间在西藏,由于红卫兵捣毁寺院和喇嘛庙、破坏艺术品,他们的行为则被看作汉族青年对西藏文化的毁灭。邓小平1978年时希望通过藏族中间人与达赖喇嘛建立联系,达成一定的和解,减少中共干部和藏民之间的对立。

1978年底邓小平开始联络达赖喇嘛的中间人。居住在印度的8万藏民最不认同汉人统治;他们成分复杂,达成一致并不容易,而且与留在中国的很多藏民相比,他们更不愿意在重要问题上做出妥协。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这个流亡团体试图成为全体藏人的代言人,并且采取强硬的反华立场。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沟通的最佳渠道是达赖喇嘛的胞兄、会讲汉语的嘉乐顿珠。邓小平在会见嘉乐顿珠时说,他希望达赖喇嘛能回来看一看西藏,如果愿意也可以留下来。邓小平答应嘉乐顿珠,在达赖喇嘛回来之前,中国需要做一些政治工作。

1979年3月17日,邓小平会见嘉乐顿珠几天后,新华社宣布“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对所有参与过1959年西藏暴乱的人给予宽大处理”。同日,在召开了西藏4个地区的会议之后,宣布为“文革”期间受到错判的许多西藏干部平反。当时邓小平有理由期待西藏的局势将得到改善。他会见嘉乐顿珠后做出了安排,由达赖喇嘛派达兰萨拉流亡者代表团回来考察形势、会见当地干部。在此后几个月里,又有两个达兰萨拉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然而,给邓小平出主意的汉族干部严重低估了藏民对汉人的抵触情绪和达兰萨拉藏人的到访可能激起的反应。流亡藏人的一个代表团访问青海省时,受到当地大批藏民的欢迎,这让北京的官员既吃惊又尴尬。为避免再有不愉快的意外发生,汉族干部马上去问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前将军任荣这个代表团访问拉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任荣预言不会出任何问题。然而,事情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任荣的误判导致了他被胡耀邦撤职。胡指示让任荣离开西藏,以免影响与藏人搞好关系的努力。取代任荣的是另一个同为将军出身的汉人阴法唐,他不久就成了邓小平在西藏的得力助手。阴法唐在西藏工作了20年,十分关心西藏的建设。达兰萨拉藏人的3个代表团来访的效果与预期的相反。邓小平本来以为,在中共的领导下,西藏自1959年以来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流亡藏人代表团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会给他们留下正面印象。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更加严厉地批评中国对待藏人的政策。尽管3个代表团的访问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仍然努力弥合与藏人的分歧。他指示新上任的总书记胡耀邦及副总理万里率领重要代表团访问西藏,力求修复汉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