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整顿,1974-1975(2)

地方整顿的战略:徐州铁路局

1975年,很多因为不能完成生产指标而受到批评的工厂都抱怨它们的物资供应不足,运输是一个明显的瓶颈。中国在1970年代中期还没有现代调整公路系统,货运基本依靠铁路。因此当邓小平致力于改善运输时,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江苏北部的城市徐州,这里是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线和南北铁路大动脉津浦线的交会点。1975年的形势既糟糕又麻烦。担任徐州铁路分局局长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能搞到武器,顽固抵制外人对他的控制。

毛泽东坚定支持邓小平整顿铁路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本人经历过一次因混乱而造成的延误。1975年2月3日他要乘专列从长沙前往杭州,但保卫干部无法保证专列的安全,使他直到2月8日才得以成行。前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现在也赞成打击造反派。他支持压制徐州,是因为他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明白上海需要铁路的供应。毛泽东和王洪文的支持使邓小平能够对徐州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此时万里已经担任了铁道部部长。1975年1月万里上任时,邓小平对他说,要“尽快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改变铁路现状。他让这位新铁道部长抓紧准备一份有关徐州问题的报告,在他担任副总理10天后,就听取了万里的汇报。万里说,关键问题是派性,问题太复杂,解决起来需要半年时间。邓小平说,形势太严重,不能等那么长时间。

(下图:万里整顿徐州铁路局)

几周后的2月6日,邓小平召集纪登奎和王震听取了万里有关尽快解决徐州问题的方案汇报。在这次会议上,王震提出派军队过去。万里也请求中央发一个书面文件,授权他弹压控制徐州铁路枢纽的革命造反派。邓小平下令马上起草这样一份文件。29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书记从2月25日到3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徐州的问题最严重,必须首先解决。会议结束后,立刻根据会议的讨论出台了中央9号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份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文件全面分析了当前的问题,概要说明了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表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北京领导层完全支持万里在徐州的工作。9号文件把全部的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到了万里和铁道部手中,从而打破了徐州铁路枢纽管辖权重叠的死结。邓小平为了抢占意识形态高地,他宣布说,对抗铁道部领导的人---就算那些已经加入了激进团体的---也要被定性为违反组织纪律、搞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此外,破坏铁路财物人要一律定为“反革命,迅速给予严惩。

万里整治铁路运输不畅的工作有全国的支持,又有中央文件撑腰,他于3月9日率领北京的工作组会见了江苏省和徐州市的党政领导。他到达的当天就宣布,根据邓小平亲自批准的逮捕令,对4天前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徐州铁路局局长顾炳华予以逮捕。为了向当地群众保证激进派的追随者不会卷土重来,工作组宣布为徐州地区在“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大约6000人平反,在押人员予以释放。到3月底时,徐州平均每天办理的车皮数从3800个增加到7700个,日均装载量翻了一番,从700个车皮增加到1400个。

在徐州实现了重大突破后,邓小平决心把这个在点上取得的整顿经验推向其他铁路枢纽,然后再利用铁路的经验去整顿其他部门。邓小平首先集中精力抓问题严重的铁路枢纽,如太原、昆明和南昌等。他听说太原有个党委副书记阻挠当地铁路运输畅通,便指示迅速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在月底以前要把这个副书记调离,如果他在上面有后台,也要一并调离。对于铁路的其他老大难单位,万里采取和徐州相同的策略:召集小型会议听取有关当地情况的汇报,宣传9号文件,重申毛泽东对“安定团结”的重视,在必要时还会搬出军队作为后盾。经过选拔,新的领导班子得到了任用。自然,被撤换的领导都是以前的革命造反派。从6月30日到7月7日,万里在北京主持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了9号文件下发几个月以来整顿铁路的经验。据万里的报告,全国二季度的货运量比一季度提高了19%,客车利用率提高了18%。

把徐州的经验推广到煤矿和钢铁业

徐州的整顿成功后,邓小平又利用徐州的典型经验推动其他地方的整顿。他在3月25日让万里汇报徐州的进展,但不是向铁路干部,而是向国务院的全体干部大会。此后,邓小平的部下从打击徐州的派性转向打击徐州所属的整个徐海地区的派性,然后又扩大到江苏全省。江苏省在1975年是全国最乱的省份之一,1974年末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江苏却下降了3%。就像在徐州一样,万里打击派性,选拔能够带来稳定和发展的干部,不到3个月,在整顿江苏的领导班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于是改革又从江苏推向浙江。

中国的基本能源供应是煤炭,房屋取暖、发电厂和工厂都离不开煤。运输是关键:煤炭运输大约占到铁路总运量的40%。但是在文革期间由于运输拖后腿,大量煤炭只能被堆积在矿区附近,使煤炭生产失去了动力。铁路运输的难题在1975年夏天已开始得到克服,这使北京可以把更多精力转向煤炭生产。1975年春天,煤炭部长徐今强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铁路运输便利的产煤区: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和东北。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徐今强对派性发起打击,首先针对问题特别严重的省份。这些省份的煤矿所供应的煤炭产量占华东地区的40%。整顿工作使它们的生产大为改观:1975年二季度的煤炭生产迅速增加,上半年结束时煤炭运输量完成了全年计划的55%。

在这个时期,化肥、轻工产品和电力的生产也有所改善,但是钢铁生产仍然停滞不前。邓小平说:“现在解决钢铁问题是头等大事”。5月初,李先念副总理把12家大型钢铁厂和当地政府的党委书记召集到一起,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由国务院牵头的全国钢铁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说:“铁路一通,就会暴露出冶金、电力、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解决老大难。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他说:“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考虑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有四五十年资历的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闹派性,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必要的话就把你调到乌鲁木齐,妻子一闹离婚,他就听话了。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我是维吾尔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在5月29日召开的关于钢铁工业的会议上,邓小平把重点放在钢产量占全国一半的八大钢铁厂上,并批评四家最大的钢厂---鞍钢、武钢、太钢和包钢—都没有完成指标。他说,鞍钢的问题最大,关键是领导“软、懒、散”。

(下图: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 )

1975年6月4日,经毛泽东同意和政治局批准,向地方的钢铁主管部门下发了13号文件,文件重申了1975年2600万吨的目标产量。国家计委从各部委抽调人员成立了一个小组直接向国务院汇报,保证钢铁生产指标的完成。中国在1975年生产了2390万吨钢,与1974年的2112万吨相比显著增加,但

并未达到2600万吨的目标。邓小平接受了这一进步幅度,宣布工作取得胜利。但此时,高层干部们已经知道,在12月新的政治气氛中,邓小平受到围攻,地方干部对继续致力于抓增产已变得心有余悸。果然,邓小平在1976年第三次下台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当年的钢铁产量下降到2046万吨。

1975年中国钢铁生产的改善与当时日本的钢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邓小平在3年后参观一家现代化的日本钢铁厂时就会明白这一点。仅这一家工厂的钢铁产量就是1975年中国钢铁增产后总产量的数倍。邓小平在1975年的努力,是他通过政治动员增加钢铁产量的最后一次尝试。他在1978年10月参观了日本的大型现代钢铁厂以后,在提高钢产量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顿,而是转而依靠科技。这一战略战略转变带来了巨大收获。1980年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现代钢铁技术后,钢铁产量从1982年的3716万吨猛增到1989年的6159万吨,1996年又进一步增加到1亿一千两百万吨。到2010年,中国就能达到6亿吨的钢铁年产量,相当于1975年钢铁产量的2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