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4）

一个三角眼、大胡子,穿着海军白色礼服的军官照片,在展柜中很是醒目。旁边还收藏了他手书的一幅汉字条幅“降下歼灭”,落款“落下伞部队长”。下面的文字说明是:“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司令,海军中佐堀内丰秋。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务死,昭和三十四年四月六日靖国神社合祀。”

仅这一行字,就透着诡异之处。“法务死”指的是被法院判决处死。横须贺是日本本土的重要军港,海军陆战队也是正规军人,如果这位大胡子堀内只是守卫军港的军人,何至于战争结束三年后被处以死刑?真相是:“二战”结束后,除了东条英机等七名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日本还有九百三十四名军人,因为战争中犯下各种残酷罪行被认定为乙级、丙级战犯而审判处决。堀内丰秋正是其中一名乙级战犯。

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司令,不过是堀内丰秋1941-1943年担任过的一个职务。早在被处决几年前,他就已经从该职务调走。为什么游就馆依然写着他这个头衔?大概因为他在这个职务内训练了日本海军第一支落下伞(空降兵)部队,亲自带领三百余人从荷属印尼的万鸦老空降,成功占领该地,并获得昭和天皇的单独接见。

而堀内丰秋的伏法,是因为他的部队在当地虐待并屠杀了约三十名荷兰、印尼战俘,因而成为荷兰战后处决的二百二十六名战犯之一。时至今日,一部分日本人依然在为他喊冤叫屈,为他生前的“战功赫赫”感念不已。

同一个展厅内,稍一搭眼便可认出好几个被盟国处以“法务死”的战犯: ---本间雅晴,日本陆军中将,第14军司令官。1942年在菲律宾酿成“巴丹死亡行军”,导致约一万五千名美国、菲律宾战俘被虐杀。1946年3月被枪决于菲律宾。游就馆展出他的照片和给妻子的遗书:“经过一次极不公正的审判后,我被判处枪决;我极为遗憾地发现,我将被处死。虽然我知道为了日本的重生,我应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现在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梦……我毫不怀疑,总有一天美国人会后悔杀了我。”

---醍醐忠重,日本海军中将,第六舰队司令。1944年在荷属印尼发起“坤甸大屠杀”,杀害一千五百余平民,其中八百多名华人。1947年12月被枪决于印尼。游就馆展出他的海军军帽和公开遗书:“各位,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的热心帮助……请把你们的力量奉献给你们各自在日本重建中的使命。在灵魂的世界中,我将重生很多次.我会用我所有的精力重建日本。请想想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属。“

---两幅汉诗书法,笔力苍劲,一望可知造诣颇深。“死犹羽毛义山岳,玉碎瓦全任做邻。利钝英言兴亚事,杀身本是在成仁”;“人生荣辱不须求,狱里龙蛇尽差留。休说坎坷沦落客,无心没我见春秋”。落款是“石根”。没错。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有名的“陆军第一中国通”。他写着汉字,吟着汉诗;而他的手下在南京屠杀了千千万万中国人。1948年12月,松井石根在东京被处以绞刑。这两幅书法,分别写于日本战败初期和他被捕入狱期间。

展览宣传的用意很明显:他们是为国家奋战不惜献出生命的民族英雄,是值得纪念的忠臣烈士。而这些人的暴虐凶残、愚昧,他们罄竹难书的罪行,游就馆无一字一句的交代。光这一个展厅的内容,就可以同时触怒中国、美国、荷兰、印尼、菲律宾。

很巧,这天来参观的好多是西方人。我问了十来个,大部分是美国人,也有几个荷兰人。展厅门口,挂着一幅油画《日米(美国)空战图》:在红日和白云的掩映下,一架日本战斗机击落了一架美国战斗机。后者连翅膀都被打断,正冒着浓烟从空中坠落。

游就馆的最后一部分,也是点睛之笔,叫“靖国之神“。这里足足占了四个展室,展示在历次战争中死去的军人、军属。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他们都是被祭祀在靖国神社的“神”“英灵”。遗照,日文叫“御遗影”。在一面墙上,密密麻麻地镶嵌了一大片遗照,数量在三千张左右。旁边的几个展室配有其中一部分人的事迹说明、遗书、遗物等。

其中一个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里展示的,是“二战”中作为军人战死的几位日本奥运选手,用的都是他们在赛场上的照片。青春的笑容,矫健的身姿,健康的气质。尤其是一位气质姣好的青年女性,展板标明,她叫井川政代,身份是“陆军雇员”,项目是“水泳”,昭和十一年(1936年)在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上获得女子跳板跳水第六名。昭和二十一年也就是1946年,她在中国沈阳市的中央街“公务死”,年仅三十二岁。参观者看到这里,无不油然而生深深的惋惜之情。

了解历史真实,是参观游就馆的前提。不然,真的很容易被日本人自我感动的技术同化。这美好的笑容背后,同样是一幕被军国主义裹挟,在侵略战争中随波逐流,最后反被吞噬的人间悲剧。

井川政代本姓大泽,1913年出生在东京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就喜欢运动。尽管父亲不支持,她仍然想方设法参加体育训练,终于在1936年与妹妹大泽礼子一起被选入柏林奥运会的日本体育代表团。她们当时都非常年轻,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岁,各自取得的最好成绩是三米跳板第六名和十米跳板第四名。这对姐妹花虽然没能拿到奖牌,但以出众的外形和气质惊艳各国,为日本争取了不少形象分。

回国后,她们一边继续训练、比赛,一边期待参加下一届1940年奥运会,结果奥运会因为“二战”爆发而取消。姐妹俩先后结婚并搬到了中国。政代嫁给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橄欖球运动员井川晴夫,并因此改姓井川。丈夫在沈阳的“满洲飞机制造厂”工作,这家工厂为日本军队制造各种军用飞机,因此她也在沈阳一起生活了几年,并生下一个女儿。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渐渐失利,井川晴夫被关东军征召,从沈阳调到黑龙江的孙吴县兵工厂。孙吴县与苏联一河之隔,是日本着重建设的要塞,号称“东方马奇诺”,配有大型兵工厂、飞机场,甚至731细菌武器部队的分队。为修建这处面积达上百平方公里的要塞,中国劳工病死、累死和被屠杀达三千多人。井川政代也进了孙吴县的兵工厂担任打字员,这就是她被标为“陆军雇员”的缘故。

好景不长,井川晴夫又随部队被调往太平洋战场,不巧正碰上1944年7月关岛战役。这场战役,日军指挥官面对美军压倒性的舰炮火力下令自杀性冲锋,一万八千余名日本守军几乎全部丧生。其中就包括井川晴夫。战役结束后,一名幸免于难的日军中士躲藏到关岛北部的荒野,足足过了二十八年的野人生活,直到1972年才被发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投降?他说:“军官不允许。“

井川政代还不知道丈夫战死,倒先等来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在战后的一片混乱中,东北的几百万日本侨民纷纷向大中城市逃难,忍辱偷生等待遣返。她也带着女儿逃到曾经生活过几年的沈阳,住在位于沈阳中央街(即今中街)的难民收容所里。收容所里伤寒流行,她和女儿先后染病丧生。

死前,井川政代始终把一张与妹妹当年在柏林奥运会上拍摄的照片放在胸罩里贴身保存。那是她人生最美好、最值得怀念的高光时刻。正是因为这张照片,她的身份才得以确认。游就馆只展示井川美好的笑容和悲剧的人生结局,却不展示悲剧背后的真正原因,更不会提及她本该走的另一条人生之路。

她的妹妹礼子,结婚后搬到中国天津,丈夫同样被军队征召,但侥幸活了下来。丈夫从军后,礼子顿生不祥预感,听从中国人的劝告,在战败前搬回日本。虽然她在国内也差点被美军飞机炸死,但逃过了姐姐的悲惨命运。

下半生,礼子一直在做游泳和跳水教练,儿孙满堂,最后享年九十四岁。八十五岁还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中获得高龄老人组亚军,比起姐姐,她足足享受了三倍的人生。晚年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姐姐还活着,她很可能会跟我一起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