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5）

井川一家三口死于非命,只是日本对外扩张制造的无数悲剧之一。战争结束时,生活在中国的日本军队、移民总数达二百多万人。他们一下子就成了战败的侵略者,在仇恨中无处容身,颠沛流离,死于饥寒、疾病或是集体自杀者为数不少。尤其对其中一部分人来说,战败只是他们又一场苦难经历的开始。这就是日本人竭力挖掘的又一处战争记忆:被苏联扣留的日本人。

“二战”末期,苏联向日本宣战,进军中国东北。五十余万被俘的日本军人、平民被苏联扣留,运往西伯利亚、远东等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从事十年左右的强迫劳动,死者达五万多人。其中,桦太岛上竟然有两处收容所,死亡的日本人都在五千以上。

为展示这一段历史,日本人在东京特地修建了一座和平博物馆。它的正式名称叫“平和祈念展示资料馆”,位于东京最中心的六本木,寸土寸金的住友大厦,由日本总务省直辖。东京旅游局的官方网站上,它被介绍为“在这里,您可以从全新的角度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只有踏足其中,你才会发现,这座日本第一大城市的“和平博物馆”,展示的完全是日本人在战后被扣留的历史,用实物、模型、图画甚至动漫来展示: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是如何苦寒,日本人的遭遇是多么委屈,客死他乡又是多么凄惨。一个劲喊冤叫屈,却只字不提这是为什么。

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和平博物馆”,展览思路也如出一辙。这座正式名称叫“大阪国际和平中心”的博物馆,用各种展览手段来重现“二战”末期大阪在美军的轰炸中化为焦土、一万余人死于非命的经历。它跟广岛一样,找了很多当时身临其境的战争幸存者,把他们当年的记忆画出来:抱着孩子被烧死的母亲,身上带着大火跳到河里的市民,捂着头趴在麦田里躲避扫射的学生…

这两座博物馆,都在日本遍布全国的五十余座“和平博物馆”之列。在全世界的一百余座和平博物馆中,日本独占一半,大部分建设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数如此众多的和平博物馆,也是日本每每自称为“和平国家”的一个论据。然而,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成、博士生孙晓光在一篇研究论文中的话说:这些和平博物馆的问题在于“较少涉及日本侵略的历史,而强化日本人的‘被害’意识”。

2023年5月10日,《时代》周刊在它的网站上放出下一期封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照片,结果搞出一场国际外交风波。因为,编辑给封面的注释是:“日本的选择:首相岸田文雄想要放弃数十年来的和平主义,并使他的国家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

日本外务省向《时代》周刊提出紧急交涉和反对意见，外务大臣林芳正亲自召开记者会,为岸田政府的政策辩护。他拒绝透露与《时代》周刊交涉的具体内容。但交涉内容其实是明摆着的,因为《时代》周刊最后同意修改了网页版报道的标题,改成了:“岸田文雄首相让曾经是和平主义者的日本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自信的角色”。

对于亚洲邻国的不信任,日本早已经习惯了。2014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认为日本拥护和平主义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不到百分之十,而认为日本奉行军国主义的人却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日本并没有多大的反应。没想到近十年后,像《时代》周刊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也如此看待日本,这下政府坐不住了。

---那场战争已经结束近八十年,为什么日本还是这副形象? ---日本已经是世界级的经济大国、科技大国,为什么始终得不到身边亚洲国家的信任? ---为什么领导人公开谢罪(道歉)了这么多次,也向当年的受害国提供了几十年的对外援助,还是不行?其实,对比一下昔日同样犯下滔天罪孽的德国,它在当今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获得周边邻国的谅解程度,日本只能用“望尘莫及”来形容。

这种差别,首先是德国对待战争的态度不同。从五十年代开始,德国就向犹太人提供赔偿;2019年,还向七十五年前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千二百万欧元的赔偿,并资助建设一所医院和一个会议中心。尽管这座城市早已在岁月的流逝中改叫了另一个名字。

德国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纪念日---1月27日,“纳粹受害者纪念日”。它纪念的是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天,用以警示德国人:勿忘对犹太人的那场大屠杀。这一天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在日本,大概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纪念日。它对周边受害国和受害者的赔偿,大多是以“人道主义补偿”“政府开发援助”一类扭扭捏捏的名义。

其实,日本对战争记忆的挖掘研究,功夫下得非常到位。仅在1999年,日本国会图书馆就收录了三万本“二战”老兵出版的回忆录。日本的许多战争罪责,正是因为一部分日本媒体人、学者孜孜不倦地寻访、挖掘,才得以真相大白;勇于忏悔和道歉的日本人更是为数不少。

很多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起诉讼、要求讨还公道的中国受害者身后,都站着一批日本人,有些是记者,有些是律师,更多的是有良知的普通人。《读卖新闻》总裁兼总主笔渡边恒雄曾抨击游就馆说:“日本小学生看了(游就馆)之后的感觉是:日本在那场战争中是胜者,不知道日本是战败方。“

但,他们在日本显然并不是主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的第六十周年也就是2005年,《读卖新闻》在全国二百五十个地点,对三千名成年人做了关于战争的调查统计。结果发现,他们一提到战争,脑海中首先会出现的关键词是“反对战争”,然后依次是“原子弹”“悲痛”“粮食短缺”“空袭”“强制”等等---“都是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的回答”。

对华战争,有近七成的人认为那是侵略战争;但对美战争,只有三成多。有一成的人回答说,这两场都不是侵略战争:表示“日本对邻国的道歉已经足够了”的人有百分之六十三,“赞成和比较赞成”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人有一半左右;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对那场战争负有最大责任的是陆海军的领导人”。

他们也高喊和平,但他们要“和平”的理由,始终不能让曾经遭到侵略的邻国放心。只要去一趟知览、广岛和游就馆,这些掌握和展示日本战争记忆的公共设施,看一看其眼中的战争和历史,就会发现日本精神深处的另一面。日本人去这些地方,会以为战争是绝对的悲惨、壮烈凄美;而外国人尤其是日本的受害者来到这里,却会一瞬间生出疑虑与愤怒:日本人到底有没有为侵略反省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很多。有东京审判对日本罪责清算不够彻底的过失;有美国出于实用主义与日本做政治交易,放过众多战犯的错误;有受害最深的中国当时无力追究的遗憾,有人性中逃避责任的本能;也有人说,是日本民族性格的问题。是“耻文化”“岛国根性”,还是日本人“整体上的不成熟”?就像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只有十二岁”。类似的研究和分析,也许还要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纽约书评》主编伊恩·布鲁玛为探寻日本和德国对战争记忆的区别,曾经分别探访过两个国家。一个德国纳粹集中营遗迹的管理人员告诉他说,自己去过日本,但发现跟日本人没法交流:“他们认为我们坦诚直面过去是示弱,让我们在昔日的敌人面前失了面子。哎,我完全不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理解不了保留天皇的那套理由。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观,面对历史的方式也和我们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