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攻”自杀纪念馆（2）

1945年4月12日,穴泽利夫带队出发执行“神风”任务。一群少女挥舞着手中的樱花花束,为他们这一批参加“神风”的飞行员送行。《朝日新闻》的记者拍下了这一场面,如今照片在纪念馆中展出。

这群少女是知览女子高级中学的三年级学生,平时被政府动员来担任“志愿者”,为飞行员们提供洗衣服、收拾宿舍等义务劳动。这也是当时日本的普遍做法。这一天,她们又被安排来做送行的气氛组。其中一位挥舞花束的少女名叫前田笙子,只有十五岁。战争结束三十多年后,她公开了当年的日记。其中,4月12日的记载是这样的:

今天晴朗。…出击不复返的神鹫(指飞机)和载着我们的汽车在滑行道上一溜烟地跑着。飞机上“让我先走一步,在那个世界等你,从天空轰沉敌舰”的歌声无休无止。腹部挂着炸弹的队长飞机的螺旋桨旋转得很好，本岛先生的飞机也是噗噗地发出了巨大的声音,飞机被陆续拖到起飞线。我们紧紧握着樱花,奋力挥舞。因为隔着很远,所以很遗憾不能跟着飞机跑。

队长的飞机飞了起来。然后是冈安、柳生、持木机,九七式战斗机飞起来左右摇晃着翅膀。第二十振武队的穴泽机在眼前飞过。每架飞机上的飞行员都笑着,向我们敬礼了好几次。我一直望着南方的天空,好像不知道飞机已经全部离去。不知什么时候,眼睛里到处都是泪水,什么都不想说。和大家一起回去的时候,本岛、渡井都哭了。当晚,我们大家都哭了。一想到爱部下爱得很深的队长,我就会哭出来。所以我一定会为他们做些什么……

这些人升空以后做的事情,在他们的对手眼中,却完全不是这般美好而令人怀念。1945年,美国海军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寇蒂斯”号的副舰长给上级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应该如何应对神风特攻队的袭击。做法之一是:所有官兵都应该系上腰带,这样,收尸的时候不会认不出来。“所有的腰带都应该在内侧打上身份识别的钢印,至少两处,如果可能,最好是二十五毫米大小的文字。由于许多伤员被发现时没有胳膊、腿或头,唯一能直接识别的手段就是他们的腰带,而这些腰带无一例外都是完好无损的,只要取下腰带,就可以阅读阵亡人员的身份信息。”

那个年代没有智能制导武器,一架飞机想杀到茫茫大海中的一条军舰跟前,再把炸弹扔上去,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还要面对漫天的防空炮火,左右躲避。后者往往是优先级---人都有保护自己生命的本能。然而,“神风”不一样。这种战法不考虑自身安全,不在乎防空炮火,更不需要选择投掷炸弹的角度、方位、速度,只想着怎么把自己变成一颗炸弹投向敌人,像职蚁和工蜂一样,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日军专门下发《特攻部队战斗方法训练手册》,替飞行员们精心设计了走向死亡的每一步。大致是这样的:贴着海面飞行,以避开美军雷达的侦察;等到接近军舰时,突然垂直拉起到一千五百米到三千米的高度,让机尾对着太阳,呈45或60°俯冲。这样,美军军舰防空炮手的面部正对着太阳,眼晴睁不开;他们射出去的高射炮弹不容易打中,还有可能击中自己的友军战舰。撞击部位是军舰中部的舰桥。这里往往是指挥部所在地。

飞机本身就有两到三吨的重量,一般还在机身下挂几百公斤的炸弹,再加上自身油箱里的燃油,它以五百公里左右的最高时速俯冲,把自己的全部重量转化为动能。撞击、爆炸再加上燃烧,成为一种恐怖的武器。如果来得及,飞机还会用自己装备的机枪先扫射军舰,以造成更大的杀伤。

美国海军中将威尔逊·布朗评价“神风”的一番话很知名:“眼睁睁地看着一架飞机,不顾死活地向你的战舰撞来,驾驶员决心与你一起炸得粉身碎骨,这真是使人周身血液都凝固了……随着一架架神风冲将下来,我们一个个魂飞魄散,好像目击某种惨象那样。顷刻间,我们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是受害者,而是不由自主地猜测从高空飞来的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当然,不管是撞击、爆炸还是燃烧,飞机里的飞行员都是死神最优先垂青的对象。在爆炸中一瞬间粉身碎骨算是幸运的,美军曾发现过日本飞行员被巨大冲击力撕成两半,下半身还坐在机舱里燃烧,上半身已飞出去挂在军舰上。这样的前景,飞行员们自然也是明白的。在出发执行自杀性任务之前,他们大都身着飞行服拍下一张标准照,还有充足的时间写遗书、家信等文字。还有不少人拍了许多生活、训练和出发前的送行照片。在参与“二战”的日本军人当中,他们大概是死得最从容的一个群体。

他们往往在临行前留下一些表明必死之心的文字。纪念馆展出了一批这样的遗物,有写在纸上的,也有写在白布上的:“扶摇”“血风”“大义”;“天皇陛下万岁”“ 击必杀”“必中轰沉”。还有人写了一首汉诗:“奋然敢行轰击沉,若精神即之特攻。正气凛然满大洋,可见特攻满皇土。““轰沉”是日本海军用语,不同于“击沉”,它指的是船只被击中后在五分钟内沉没,全体乘员死亡的意思。跟美国军舰同归于尽,是特攻队员的最大心愿。

纪念馆里还有一幅巨大的照片,展示的正是知览不远处的一座山。跟我来时在路上看到的一样,它也是蓝色的圆锥体火山,颈部萦绕着一团团白云。山叫开闻岳,位于鹿儿岛最南部,海拔九百二十四米,山体跟富士山的形状很像。鹿儿岛旧名萨摩藩,所以它也被当地人称作“萨摩富士”。出击的特攻队员们把这座山当作祖国的标志,在空中不断回头看它。一旦它消失,就似乎想开了,对人间突然没有了眷恋。建立纪念馆时,一些生还者希望务必展示这座山。纪念馆遂增设了一幅它的大照片。

“二战”末期的日本近乎全民皆兵,家人与社会往往也会对特攻队员进行激励。纪念馆展出了这样一件极端的事例。熊谷陆军飞行学校的教官藤井一少佐,把一个个学生送上“神风”之路。他说:不能只让学生们去送死,我也一定会随后跟上。但因为他不是航空技术教官,不断申请参加也得不到批准。

为了让他心无挂碍,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在飞行学校附近跳河自杀,留下一封遗书:“如果我们活着的话,你会对今生还有留恋,无法放手一搏。所以,我们先走一步,在那边等你。”之后,他写血书申请,终于被批准。

石原慎太郎的电影《吾为君亡》中,真实地复原了知览女子高级中学的女学生为特攻队员们服务、送行的场面。年轻的少女和军人们一起挤在卡车上,唱着军歌:“我们的精神抖擞,士气随着日出而燃起。看吧,日本向世界扩张,我们是天皇的盾牌,锻炼坚强的意志力,拥有钢铁般无比的力量……”她们割破指头,用血滴在白布条上,做成“日之丸”头带,送给飞行员,让他们戴着出发。还给他们写信手工制作布人偶,挂在机舱里作为吉祥物。一些这样的实物,也在纪念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