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攻”自杀纪念馆（4）

失败的原因,或许在于纪念馆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另一面历史。它展示了“特攻之父”大西泷治郎在战败后切腹自尽,但没有展示另外一些事实:战败当天,一位特攻队员的母亲大喊“大西泷治郎去死吧”。这位母亲悲愤地说:儿子的死是“犬死”,毫无价值的死亡。

被“神风”留下终身伤痛的,有时不是母亲,反倒是她们的儿子。一位母亲听说儿子参加“神风”后上吊自杀,另外一位母亲在收到儿子头发和指甲作为遗物的包裹后投水身亡。结果儿子并没有死,战后回来,才发现母亲已经自尽。

对“神风”的态度,日本军队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根据美籍日裔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的研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仅有大约三分之二的神风特攻队员是“自愿参加”,其余都是被强迫的。

飞行员们也是人,也有抗拒、逃避和对人世的眷恋。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逃避死亡,有人故意把机械弄坏,借口出了故障而返航;有人看到美军军舰打出的防空炮火就掉头飞回,借口实在冲不过去;有人直通通地说我可以把炸弹扔上去,但让我去“神风”,我不愿意!军队里也有很多指挥官反对“神风”,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日本优秀青年的生命。他们明里暗里帮助飞行员不执行“神风”命令,不一而足。

其中经历最夸张的是一位出身北海道、名叫佐佐木友次的陆军飞行员。他被命令参加“神风”,先后九次临阵脱逃。他的名字都作为烈士上了报纸,抚恤金也发给了他的家人,本人却仍然好端端地活着。指挥官尴尬无比,最后下令:等到下次升空,立即由自己人把他击落,免得他再给皇军丢人。不料还没到下一次升空,日本天皇就宣布投降了。佐佐木友次后来足足活到2016年才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这些真实存在的历史与情绪,在纪念馆展出的内容里都被筛选掉了。那些展出的遗书、信件,也是特意筛选过的。倒是那部电影《吾为君亡》里拍摄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军方对飞行员们的信实施严密监视和审查。有些人为躲开审查,特意绕开军队邮局,请一位好心的饭馆老板娘把信拿到镇上的邮局去寄,好给家人留下几句真实的话。军方发现之后,立即派宪兵去镇上追查,没收信件,还把老板娘推倒在地,拳打脚踢。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什么?也许可以让一位当时的目击者来讲述。他叫春日武雄,当时是海军一个航空基地负责煮饭、清扫等日常事务的士兵。八十六岁那年,他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写了出来:在一次“特攻”任务的前夜,大厅里举行了告别宴会,“青年学生军官们喝着冰冷的清酒。一些人浅酌,些人则狂饮。整个大厅一片混乱。一些人用刀刺破灯泡,一些人打烂窗户,还有的人撕破桌布。空气中充斥着军歌和叫骂声。当有人狂叫时,其他人则大声附和。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晚……

这些情绪,在知览纪念馆里也都看不到。只剩下脸谱化的忠勇、凄美、壮烈,一曲军国主义的颂歌。日本人没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神风”不但没有帮日本争取到一个更好的谈判条件,反倒促成了更大的灾难。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原本就是种族主义盛行世界的时代。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的诸多表现如誓死不降、虐杀战俘等,一步步加深了西方人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认为日本是一个全民疯狂、无法沟通的野蛮民族,必须用最极端的手段,一劳永逸地毁灭它。神风特攻队的自杀性攻击,是加深这种刻板印象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总统杜鲁门得知原子弹实验成功的消息,立即决定用来对付日本。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是野蛮人,他们冷酷、残忍和狂热。“

然后,就是《吾为君亡》结尾处的那个镜头---一声猛烈的巨响,一朵蘑菇云升起,“广岛,长崎,原爆投下”。战争结束几个月后,美国的《财富》杂志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七的受访者希望,“在日本投降之前还能有机会使用更多原子弹”。

知览纪念馆门口的公交车站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大意是:“由于乘务员短缺,6月1日起每天经过此处的八趟公交车将减少一趟。给您添了麻烦,敬请谅解。”战争过去快八十年了,位于日本国土最边陲的知览,同样逃不脱人口老龄化、年轻人流失的严峻形势。

它的传统旅游卖点,是当地出产的绿茶和一些保存完好的古代武士住宅。但这些在日本并不算多稀罕,独一无二的,还要数“日本最大的神风特攻队纪念馆”。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学生,由学校组织集体来此参观。

在纪念馆的大厅里,摆着各种各样神风特攻队题材的周边书籍,对外出售。有当年的飞行员日记、遗书的结集,有学者编著的历史读物,也有给儿童看的图画绘本。我买了一本绘本,名叫《给爸爸的千纸鹤》这本书2007年第一次出版,到2021年已经再版了七次。作者是宫城县的一名退休警察,讲述一个飞行员带着儿子折的纸鹤去执行“特攻”的故事。

“现在,爸爸把那一千只纸鹤放在驾驶舱里,正在天空飞行。家人的事情,没有时间考虑了。”“仙鹤啊,听我说。日本没有武器、钢铁和燃料,炸弹也是最后一颗了。虽然很重,但一定要瞄准最大的敌舰,把力量借给我吧。”“为了保护珍责的家人,为了保护家人居住的日本,把生命变成炸弹,即使死去也要战斗。吹起神风,灵魂也会升上天堂。”“就在这时,在前面,我看到一艘巨大的敌军航空母舰。在倾斜的驾驶舱里,一千只纸鹤都歪歪扭扭地飞了起来。现在就把力量借给我吧,目标是……那艘航母!”

轰隆一声,飞机和航母相撞。在烈火浓烟中,纸鹤突然变成了巨大的仙鹤,爸爸身上的飞行员制服也变成了家居服。他骑到仙鹤身上,向日本的海岸、山林和村庄飞去。“现在,你的战斗结束了,来吧,回日本吧。今天,从蓝天上,他仍然在看着他的子孙,他的后代,守护着日本。”

这样对历史的叙述口吻,跟八十年前如出一辙。连伊恩·布鲁玛也感觉出不对头了,那次来知览参观,他正好赶上纪念馆里的一次演讲。一名当地的公务员拿着一张飞行员的照片,对三百来个身着海军蓝和黑色校服的孩子们讲述神风特攻队的故事，讲述“牺牲、勇气、单纯无私的情感,以及美好理想”,结论是“战争太坏了,坏透了,我们再也不能重蹈战争的覆辙“。

演讲结束后,伊恩·布鲁玛在办公室追问他:如果故事的主人公都那么英勇,他们的理想又如此纯洁,为什么孩子们还会得出结论说战争太坏了?“这是因为,特攻队的飞行员是如此真诚地信奉和平“这种逻辑显然无法说服伊恩·布鲁玛。在参观过程中他心里嘀咕着一句话:“我着实弄不明白,他们到底为和平做出了哪门子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