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莫斯科留学的这两年其实不太用功，大不同于上次在莫斯科准备比赛时那样刻苦练琴，林耀基也不太用功，我们俩经常一起上街到处游逛。但是我在莫斯科期间曾举行过几场钢琴独奏会，并同莫斯科电台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都还是很成功的。我在莫斯科最后一次演出后，裴因堡老师对我的评价是：你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钢琴家了。
1962 年我留学毕业回国后不久，裴因堡老师就去世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无法再回到苏联参加他的葬礼，但至今很怀念他，也怀念帮他教我的纳塔松和我的第一位苏联专家老师国良，这二人也都已故去。
当时的莫斯科是世界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令我眼界更为开阔，受益终生，我在留学期间，经常听音乐会，看歌剧、舞剧、话剧和电影，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买唱片，读书，陶醉在艺术的海洋里。在那里听过的音乐会中，表演者有世界指挥元老之一斯托考夫斯基指挥的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有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和波士顿交响乐团，还有苏联大钢琴家里赫特、吉列尔斯，和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柯岗（盛中国的老师）等许多大演奏家和歌唱家。他们的演奏会让我受益匪浅，我还买了很多唱片自己回家听。
我住的留学生宿舍楼门口，正对着学院音乐大厅的后门。听范·克莱本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散场后，我走回宿舍楼门口时，刚好碰到赫鲁晓夫从音乐厅后门走出来，门外停着几辆黑色轿车，周围有一些便衣特工和警察，他上了其中一辆轿车，坐在司机旁边，车队就开走了。苏联那些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一般都喜欢古典音乐，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本人。
我也很喜欢看话剧和电影，比如挪威易卜生的《娜拉》，俄罗斯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姐妹》等等，都不止一次看过。苏联话剧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派别的，讲求剧中人物和舞台演员高度融为一体，表演时演员情绪奔放，极富真实感和感染力，这同西方狄德罗派的戏剧不一样。我还看过一些“解冻”后的电影，如《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等等，讲战争中的人性，很伤感，我很喜欢。这些电影后来在国内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典型作品，后来也同样解封。
我从小喜欢绘画，各个国家各种流派的绘画我都喜欢，在莫斯科，我经常去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欣赏列宾、列维坦、苏里科夫、伊万诺夫等十九世纪俄罗斯绘画大师的作品。我还常去东方艺术馆，其实是一个综合性博物馆，还有古埃及和古希腊的文物，那里展出的荷兰画派伦勃朗和法国许多印象派大师的绘画名作让我流连忘返。在这些地方，我经常一大早就进门慢慢看，一待大半天，直到下午甚至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出来。在苏联期间，我还看了许多俄罗斯和其他各国的经典文学苦作，不过从兴趣上来讲，我最喜欢看的书是军事、历史、政治和科学探索类的书籍。
1962 年春，第三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和小提琴比赛于莫斯科举行。这届比赛没有第一届那样盛况空前，一是因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没有直接参与，二是因为已不如第一届那么新鲜。不过还是相当热烈的。
苏联主办方邀请了两位中国评委，一位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任钢琴比赛评委；另一位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任小提琴比赛评委。他们抵达夏斯料后，我去看望，贺绿汀对我说：“如你所知，我不太懂钢琴，更不知怎样为钢琴比赛的选手打分，这次是硬着头皮来的，不如你帮着我。”他是我父亲的老同学和老朋友，我觉得义不容辞，就不客气地对这位老前辈说：“那我来替你给每位选手打分，你把它抄在你的评委评分表上就行了。于是，我做了一次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隐形评委”。
比赛进行时，贺绿汀坐在评委席上，我就坐在他身后的位子上，当时规定评委不在现场打分，待回到住处再打，这样贺绿汀就有足够时间抄我打的分。这位老先生当时已年近花甲，连日坐在评委席上，经常打瞌睡，我一看到他头一低要打瞌睡了，就赶紧从后面捅一下，他就立即清醒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比赛上场场不落地听了全部选手的弹奏。
这届钢琴此赛，阿什背纳齐和一位英国选手奥格登并列获得第一名，中国选手殷承宗和一位美国女选手并列获得第二名。有一个说法是，苏联当局本来准备让阿什肯纳齐参加第一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但被他拒绝了，这样他在第二届比赛中，就有十足把握拿到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