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迎来铁路大发展的地区是英属印度。和中国一样，远离西方的印度有着自己的计时方式。在古印度，一天可分为六十个“ghalika”，一个“ghalika”又可分为六十个“pala”，一个“pala”，则包含六个“prana”。所谓“prana”，即“般纳”，合四秒，古印度人认为这是一个呼吸循环的时间。至于每天的具体时间，同样根据太阳的运行来确定。
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殖民后，印度引入了现代时间体系。1786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今天被叫作“金奈”的马德拉斯建立了印度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台长是精通天文学和工程学的数学家戈丁汉姆（John Goldingham）。1802 年，戈丁汉姆台长演算出马德拉斯时间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相差五个半小时。这是亚洲第一个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相对应的时间。于是，马德拉斯天文台和欧美同行一样，开始通过电报提供时间服务，最主要的用户同样是铁路公司。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孟买、加尔各答、拉合尔、马德拉斯等印度各大城市均已由铁路相连。于是，和英国、北美的情形一样，混乱的本地时间困扰着铁路公司。印度的铁路公司决定像宗主国一样统一铁路时间，但就使用哪里的时间作为标准时间，孟买和加尔各答这两大铁路枢纽城市却争执不下。结果，既能提供时间服务又恰好处于孟买到加尔各答的铁路线中点、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马德拉斯脱颖而出。自此，马德拉斯时间成为全印度铁路公司使用的标准时间。
然而，与英美不同，印度有着庞大的农村，由各地王公贵族统治，这又导致了事实上的不统一。结果，印度的铁路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被铁路公司使用，并未被铁路之外的人们使用。
1905 年，英属印度政府把通过北方城市安拉阿巴德的东经82.5度经线的时间作为全印度标准时间。和马德拉斯时间一样，安拉阿巴德时间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相差五个小时三十分钟。1906年1月1日，印度标准时间正式在当时的英属印度和锡兰启用，但孟买和加尔各答依然使用各自的时间。上述都只是官方行为，民间则继续用着古老的“ghalika“、“pala”和“prana”。
1947 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以立法形式沿用安拉阿巴德时间作为印度标准时间规则，除孟加拉湾里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外，全印度统一使用印度标准时间。然而由于印度的分裂性，孟买和加尔各答对此依旧置若罔闻，继续使用当地时间。直到 1955 年被中央政府勒令改正为止。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前后，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等欧洲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已经由铁路时间推而广之，在全国范围得以统一。当大多数国家确立了自己的标准时间，各国就开始考虑世界范围内的标准时间体系了。
最早提出这一构想的是意大利人菲洛潘蒂。他原名巴里利，经历颇为传奇。他1812年出生于博洛尼亚附近的布德里奥，自博洛尼亚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母校担任力学教授，其间投身意大利统一运动。1849年，菲洛潘蒂参与了建立罗马共和国，出任国民会议秘书长并参与起草共和国基本法。共和国失败后，他被迫流亡英美，重拾本行研究数学。
1858 年，菲洛潘蒂出版了《米兰达》一书，1860 年重回博洛尼亚教书。六年后，他加入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国民军，反抗奥地利占领军。意大利统一后，他回到博洛尼亚大学并担任博洛尼亚市议会议员，又因反对君主制被解职乃至被逮捕。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菲洛潘蒂致力于著书，先后出版了《上帝的自由》、《有一个上帝》、《意大利：从古代到 1882 年的历史》等作品。1894 年，他病故于博洛尼亚，安葬在家乡布德里奥。
1858 年菲洛潘蒂用英语写成的《米兰达》是一本关于经院哲学的书，却第一次提出了时区的概念。他把地球按照经线划分为二十四个时区，每个相邻时区相差一个小时。虽然侨居伦敦，但他确定的第一时区依然是按照故国首都罗马所在的经线确定的。然而，直到他病故后很久，也没有人注意到这本书里的时区理念。
之后，又是铁路工程师投身于这一事业。弗莱明爵士1827 年出生于苏格兰，十八岁移民加拿大。弗莱明爵士又是一位在多个领域颇有建树的人物。作为一名测量学专家，他参与组建了皇家加拿大学院；作为一名铁路工程师，他是建设殖民地铁路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主要负责人；此外，他设计了加拿大本土发行的第一张邮票“三便士海狸”，还是当时地图绘制领域的巨擘。最让他扬名的，则是发明世界标准时。
1876 年，因为时刻表上印错了上午和下午，身在爱尔兰的弗莱明爵士错过了火车。脑洞大开的爵士为此设计出一块双面表，其中一面有十二个小时，显示当地时间；另一面则有二十四个小时，显示想象中的世界中心的时间---后来，在加拿大皇家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弗莱明爵士把这个世界中心时间定为180度经线所在的时间---这个时间被称为“宇宙时间”。各地仍可继续使用自己的时间，但应作为宇宙时间的附属。
1884 年 10 月，作为大英帝国的四名代表之一，弗莱明爵士带着他的宇宙时间出席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领举办的国际子午线会议。这次会议由当时的美国总统阿瑟倡议，旨在“选定全世界通用的 0 度经线并确定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时间系统”。来自二十五个国家的四十一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来自美国的代表就包括了那位刚刚成功地把美国划分为五个时区的时间协调委员会秘书长艾伦。
经过近一个月的扯皮，会议通过了七项决议，具体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经度。会议确立了通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为0度经线，即本初子午线；本初子午线向东和向西分别扩展，为东经经线一西经经线，到180度经线重合。其中，通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的提案，遭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反对，法国和巴西弃权，即以二十五票中的二十二票赞成获得通过。直到1911年法国人才承认了格林威治本初子午线的地位，此前他们一直坚持将通过巴黎的经线作为0度经线。
二、关于时间。会议建议设立一个世界时，世界时的每天从初始的子午线所在时区的午夜开始，持续二十四个小时；世界时不影响各地的本地时间，各地时间应根据所在经度与世界时相协调。和许多对这次会议抱有期望的人一样，弗莱明爵士大失所望：会议不仅没有接受他的宇宙时间方案，而且没有通过任何解决时区问题的决议，甚至连所谓的世界时也仅仅是一个“建议”。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真正采取行动与世界时协调一致的国家只有一心脱亚入欧的日本。1886 年 7 月 13 日，日本政府颁布“明治十九年第五十一号敕令”，以立法形式确认了国际子午线会议的内容，承认通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同时决定从 1888 年 1 月 1 日起，东经 135 度经线所在地的平太阳时为全日本统一的标准时间，即“日本标准时”。时至今日，正好坐落在 135 度经线上的兵库县明石市天文馆的时钟仍是日本标准时的象征。
而在其他国家与地区，虽然推进缓慢，但伴随着全球交流的日益频繁，特别是无线电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对时间精确性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自己的时间与格林威治时间相协调。1911年3月11日，历来视巴黎为世界中心、蔑视英国文化的法国人也终于抛开荣耀和傲慢，宣布法国在欧洲的主体部分采用格林威治时间。直到1929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将自己的时间与格林威治时间协调。1986年，加德满都时间确立，尼泊尔成为最后一个加入世界时间大家庭的国家。一个世纪之后，国际子午线会议没能做到的事情，终究被科技和交流推动实现了。
在古老的中国，标准时间向来由掌管观察天象并推算历法的钦天监发布。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五口通商，各地设立租界，西方的时间系统也开始进入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法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以上海地方平时为租界与港口的船舶授时。1902年，英国掌控下的中国海关采取东经120度标准时，称为“海岸时”，通行于沿海与长江沿岸的各主要港口，并被京奉铁路、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采用。
1912年，民国政府建立后，在全国建立了五个时区。1918年，中央观象台确定了五个时区的标准时间：中原时区（GMT+8），以东经120度线为标准时，辖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辽宁、黑龙江之龙江、瑷珲以西及蒙古东部。
陇蜀时区（GMT+7），以东经105度线为标准时，辖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东部，宁夏、绥远，蒙古中部、青海及西藏东部。回藏时区（GMT+6），以东经 90 度线为标准时，辖蒙古、甘肃、青海及西康等西部，新疆及西藏东部。昆仑时区（GMT+ 5:30)，以东经 82 度半经线为标准时，辖新疆和西藏的西部。长白时区（GMT+ 8:30)，以东经 127 度半经线为标准时，辖吉林及黑龙江之龙江、瑗珲东部。
1949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确立 GMT+ 8 为通行全国的标准时间，即“北京时间”，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跨经度最多而使用单时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