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纯粹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陈独秀应国民党邀请前往广州担任了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还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因此，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
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与孙中山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几乎就在同时刻，俄共领导人列宁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
与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马林产生了影响。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马林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商谈。当马林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陈独秀首先表示了强烈反对，他于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不同意见，并从党的宗旨、国民党内部存在反对孙中山实力派、权力受制约等方面，提出了反对理由。
但50余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就炮轰总统府，发动兵变，中共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的国民党一边。这样，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人来负政治指导之责。
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实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
俄共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悬殊的状况之后，接受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当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8月12日，马林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匆匆赶回上海，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同时，马林还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
28-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最后还是达成一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等向孙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时，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如孙中山以往动辄宣传接受整队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他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三民主义。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异其趣。孙的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和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他坚持在联合声明中写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最能典型反映的是在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一段谈话。
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