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发生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之后，国共关系紧接着所遭遇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剧变，就是1926年3月20日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0”事件。要了解这一事件的由来，包括要理解此后国共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就必须要了解蒋介石在政治上崛起的经过，以及他何以会从苏联顾问眼里的“红人”，迅速变成共产党的敌人。
长期以来，除个别研究者外，人们习惯于依据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把他对苏联及俄国革命的看法，区分为两个阶段，即1923年蒋赴苏访问之前和之后。蒋介石自己说：他对俄国革命，“第一时期在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变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
由此出发，人们多半相信1923年秋天蒋介石访苏的结果，和1924年3月14日他给廖仲恺信中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已决定了他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基本态度。这种说法，合乎逻辑，但却未必合于历史事实，因为这其实是站在政治人物后来的立场和说法上所得出来的结论，与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以往，人们通常会把国民党人的“以俄为师”主要看成是孙中山个人的主张和意志，并以不同方式把蒋介石看成是国民党内反对苏俄的始作俑者，却很少注意到，其实在国民党人当中，蒋介石还是“以俄为师”的最早主张者和坚持者，因而也曾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支持者。蒋介石态度的改变，恰恰典型地反映出早年相当多数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复杂经过。
根据己见史料记载，还在1918年国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公开欢迎俄国革命之际，蒋已有了学习俄文、留学俄国的想法。1919年1月1日，蒋在福建军事前线，就曾暗下决心：“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正是由于对国内政治的极度失望和对俄国革命的高度关注，使当时30岁出头的蒋介石在思想受到了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影响，明显地流露出同情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孙中山单纯依靠地方军阀势力革命的做法愈加难以忍受，以至对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倍感厌恶，再三提出要去俄国“考察政治”，寻找出路。对于学习俄国革命一事，蒋介石不顾他人非议，始终坚持己见。1920年3月，他甚至借上书孙中山的机会，用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批评孙中山，劝他放弃对欧美、日本外交的期待。
他甚至认为，国民党的主张其实与苏俄相去不远。显然，在蒋介石这时看来，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中国革命都只能“师法”苏俄，才有出路。因此，他坚持认为：“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对照三年后孙中山才决心派蒋介石赴苏考察，并明白提出“以俄为师”，蒋介石在这一点上走在孙中山和众多国民党领导人的前面，似显而易见。
在蒋介石坚持之下，并经历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1922年8月终于决定正式向苏俄求援。孙中山历经沧桑，在联俄问题上自然要比蒋介石冷静许多。孙中山这时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把联俄看作取得外援之一种途径，因而格外强调自身要具有讨价还价之资本。这与蒋介石关心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问题，仍有相当距离。
蒋介石在1923年8月终于有了赴苏考察的机会。当时，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前往苏联考察一切并接洽援助。蒋介石此番苏联之行，对其思想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根据蒋回国后于3月14日给廖仲恺的信，以及蒋自己后来的回忆为依据，认为蒋此行“非常失望”。
蒋介石此次访苏有没有失望与不满？有。其突出原因在于苏联政府原本已经答应帮助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训练基地，蒋即因此受命前来提交军事计划书并商讨具体实施步骤。未曾想，苏方借口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强调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外蒙古进行军事行动，声称这会引起严重误解，这就在事实上拒绝了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
正是出于对苏联出尔反尔和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的极度不满，蒋介石在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恺的信中才会激烈批评“俄党殊无诚意可言”。据致廖函，蒋在莫斯科期间，曾被强力动员参加共产党。蒋怀疑莫斯科为何放着革命的国民党不去全力帮助，反而必欲扶植一个弱小的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的不满原因甚多，一是与国民党一大实行改组，自认跟随孙多年的蒋未能被孙引入国民党41名中央委员之列有关；二是认为孙中山、廖仲恺在广东的用人任事“不讲条理，不定次序”。孙中山对苏联的认识以及党政工作的设想，全由苏联顾问鲍罗廷设计，这让自尊心极强的蒋深以为辱。
由此可以看出，蒋3月14日给廖信批评苏联和中共，明显与其在党内的处境及其当时的恶劣心态有关，未必可以视为其思想上转折的表现。因为事实上，蒋介石这个时候在思想言论上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蒋介石刚到莫斯科不久，俄国人就得出印象：他“同我们很亲近”，尤其关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其装备情况。蒋的讲话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声称“红军是世界上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其秘密就在于“与人民的团结一致”。蒋在莫斯科期间，又是读《马克思学说概要》，又是读《共产党宣言》，他对苏联整体的印象，虽也时有批评，但更多的还是感谢与触动。
蒋在莫斯科如此，回国后又如何呢？我们注意到，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在他向孙中山和廖仲恺表示不满之际，他也不曾改变相信俄国革命理念的心态。最典型如他对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态度，他并非不知孙中山在观点，却公开主张应当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并举。注意到以上的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能够理解，在这时，蒋介石虽不满于俄国党人的“事实”，但他对俄党“主义”之认同，却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