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在“三二0”之后对蒋介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事变初起，上海中央马上判断这是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惹起了蒋介石之疑惧”。在得知苏联布勃诺夫使团的判断和处理意见之后，陈独秀更公开发表文章肯定“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且公开宣布，谁要是想倒蒋，谁就是破坏革命势力的统一，谁就是反革命。
但是，随着“五一五”整理党务案通过和蒋大权独揽，并公开提出一党专制的主张，共产党方面对蒋的疑惧之心也迅速形成，蒋介石自然被列入到“将来之敌人”的行列中去了。确定蒋为“将来之敌人”，是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说法。
然而，既然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展之际，提出“争取领导权”的任务，这是否适宜呢？与会者中有人提出：这“是否会导致将斗争重心从帝国主义和军阀身上转移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广大群众是否会将这个口号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列入反革命阵营？”
这些意见显示，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新形势下国共关系的极端脆弱性了。只是，这些意见并未引起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不仅如此，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授意下，陈独秀这时还专门发表文章，与蒋介石的北伐方针唱对台戏。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一出来，顿时在热火朝天地准备北伐和宣传北伐的广东引起大哗。黄埔军校的众多学生强烈地表示反感。北上途中的蒋介石也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责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其实就连广州的鲍罗廷也不以为然。鲍罗廷的计划是，与其贸然出击，自成破裂之局，不如等着国民党自身内部必然的分化，再如此这般地稍加利用，重演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
因为他相信，只要蒋进入湖北，他与湖南将领唐生智之间就会爆发矛盾。蒋如果要去占据武汉，他就会遭到其他将军们的嫉妒和反对。蒋如果看出这种危险，转进江西，左派和共产党人就有理由发起迎汪运动并批评蒋介石退缩。那个时候，只要打出汪精卫的名义，就足以把蒋介石所有的对手都联合起来。一旦通过新的纲领，就意味着蒋的失败和必然下台。
严格说来，鲍罗廷和陈独秀对蒋政治上的定性并无二致，都是坚持只能把蒋视为不久将来的敌人，他们都反对马上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但点明蒋为一年或三年后的敌人。等于向所有共产党员宣示：蒋介石是共产党最危险的对手。何况，当蒋介石取得了个人独裁的地位，同时通过北伐对各地军民财政各机关取得节制之权后，共产党人除非照蒋的旨意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想要不与蒋介石等人发生冲突也没有可能。
为了避免嫌疑，在鲍罗廷看来，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而且应当谨言慎行，然而，莫斯科所规定的，也是共产党人自信必须肩负的引导国民革命的责任如何来实行呢？俄国人几乎一致认为，可以借助于国民党左派不贯彻共产党人的意志。鲍罗廷就主张，暗中支持少数不满蒋独裁做法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发起迎汪运动。
严格地说，蒋介石这时的地位和权力并不稳固。二届二中全会后共产党人虽然退出了中央党部，蒋依然无法掌握整个党务，因为他手下几乎没有几个可用的党务干部。党务干部中，有的与蒋若即若离，有的干脆就与共产党人打得火热。党务如此，军事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自己的第一军以外，要想指挥其他各路将领，远不那么容易。
党内和军内的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蒋一派独大和大权独揽，相反对汪回国却乐观其成。8月21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公开通过了一项迎汪的决议，而汪也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反应，表示愿意解除他过去的一切职务，专任党务。蒋要阻断迎汪运动，他深知非找共产党帮忙不可。
刚听说黄埔军校学生联名迎汪时，他就断定“从中必有人操纵”。但得知汪确有回国可能后，他还是不得不去向共产党进行疏通。他秘密地托胡公冕赴上海去见陈独秀，同时也去电邀请在广州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前来汉口见面，声称请其“指导党务政治”。其意图简单明了：“请CP勿赞成汪回”，因为“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他甚至要胡转告陈独秀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
蒋介石求上门来，中共中央却不能给蒋这个台阶，因为它无法接受蒋以不许妨碍北伐为由压制工农运动的态度。更何况蒋握有对地方党政官员的委任大权，如不打破此种局面，把党政权力从蒋手中夺回来，随着北伐军的推进，全国各地的党政权力多半也会落到那些敌视共产党的势力手中，要想顺利开展民众运动，以确立革命的基础，几乎没有可能。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虽然不赞成分散革命势力，但也不赞成权力集中于蒋一人手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汪蒋合作”的方针。其目的在于要使左派在广东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指导”，同时“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据此，9月21日晚，经过与维经斯基磋商，双方一致决定，以保证“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为条件，换取蒋同意汪回和交出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