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国民党可谓占尽先机和优势。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包括过去偏远的西南各省，以及长期与南京对立的两广势力，几乎都被中央化了。而中共领导的红军，也一度被赶到甘北一隅之地，陷入极度危险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
然而，形势迅速发生变化，先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迫使南京不得不以相当力量来应付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局面，甚至不能不冒险争取与苏联结盟，并为此开始谋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途径。
紧接着是中共中央胜利北上，在陕北找到立脚点，重新接通与莫斯科的关系，进而形成新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联络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使南京的统一形成新的缺口。
它不仅为中共自身的生存赢得了条件，而且为进一步发生西安事变，根本破坏蒋介石的军事“剿共”政策，奠定了基础。
两支红军队伍发生分歧以至分裂的过程，恰好也是日本在华北制造华北事变的同时。蒋介石此时虽在西南指挥调度川军和中央军继续追堵红军，却也不能不集中相当精力来应付华北所出现的危机局面。面对日本必欲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现实，蒋介石仍旧不能不开始认真考虑从外交上来寻找帮手的问题了。
而这个时候，美英这些大国对日本都采取明显的绥靖政策，绝不可能与中国结盟，唯一与中国一样同样感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的，只有一个大国，就是苏联。
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早在1927年共产党被打入地下以后，双方的关系事实上就已经破裂了。特别是1927年12月11日发生的广州暴动，苏联外交官甚至直接参与其间，导致暴动被镇压后，国民党人不顾国际条约，杀害了5名直接帮助共产党暴动的苏联外交人员，并宣布与苏联绝交。进一步，随着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中苏之间兵刃相见，两国更全面断绝了外交关系。
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特别是接连向国联提出申诉，却无法达到制裁日本和逼迫日本收束其行动的目的之后，蒋介石就已经想到应当利用接近苏联来设法牵制日本不致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的策略了。因此，在1932年年底，中苏两国经过外交接触之后，又恢复了邦交。
华北事变发生，蒋介石自然又一次想到了苏联。10月18日，蒋派孔祥熙前往苏联大使馆，约苏联大使秘密到孔宅与他会面。在当天晚上的会见中，蒋介石亲口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考虑与中国签订一个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对于蒋介石来说，联合苏联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共。
据川军将领刘文辉等人报告，川康红军已经只剩下1.5万人左右；另据这时被派去甘肃兰州、天水一带驻防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报告，北上之毛彭红军仅余6个团，总共不过三四千人。另外，贺龙部这时也已丢掉湘西的根据地，所剩不过几千人。
因此，到1935年底，蒋介石确信，共产党的威胁已经无足轻重，下一步的战略重心应当放到抗日方面来。但是，蒋介石很清楚，第一，要想彻底消灭各地红军，还需要相当时日，而中日之战可能等不到那一天；第二，如果红军乃至中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旦中苏结盟，中日战争，苏联施以援助，结果很可能会出现苏联公开援助国民政府，而暗地里扶植中共和红军，使之东山再起的危险情况。
因此，蒋在设想争取苏援的问题上，不能不首先设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蒋介石这时用以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办法，分为两步。其一，要求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为此，他告诉苏联大使：如果共产党能够放弃武装暴动方针，服从中央政府，他将可以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
其二，就是综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这时所发表的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公开文章，和苏联政府同意与中国政府讨论缔结互助条约问题的种种迹象，判断中共很可能已经受到苏联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妥协。
因此一方面派人到莫斯科秘密接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明国民党方面的解决方案，争取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指示陈立夫等在国内通过各种办法，寻找共产党线索，争取直接与中共中央进行接洽，利用红军的严重困境，迫使中共接受其谈判条件。
蒋介石这时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基本方针，包括下述四点：1、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2、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4、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但是，无论是在莫斯科，还在是国内，要想让共产党人马上接受上述条件，显然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共产党这时虽然依据共产国际的建议，重新开始奉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却还没有完全放弃“反蒋”的立场，而且断难把自己置于国民党一党政府的领导之下。
因此，莫斯科政府在得知蒋介石的条件之后，断然拒绝了扮演调停国共冲突角色的要求。得不到苏联方面的明确保证和帮助，蒋介石只好把与苏联结盟的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了。再加上华北事变的危机一时得以缓解，蒋介石于是又腾出手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地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了。
12月中旬，蒋介石授意驻苏武官邓文仪和国民党中委陈立夫先后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与苏联方面进行接触，一面强调南京政府决心联苏的意图，一面从侧面探询苏联政府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同时，邓文仪等还积极寻找下拉与中共进行联系的线索。
1月13日晚，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派出的代表潘汉年与邓文仪见面了。据邓文仪所说，他这次来莫斯科，完全是受蒋先生之托，一定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的问题。他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寻共产党关系，毫无结果。后来蒋先生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以及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才改派他来莫斯科找王明谈彼此如何合作的问题。
可以说，南京政府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关键是要解决统一指挥和取得苏联援助的问题。潘汉年表示：只要诚心抗日，这些问题应该不难解决。问题在于，共产党怎么能相信蒋介石真的会抗日呢？邓文仪答复说，其实蒋先生早有抵抗准备，不然日本为什么总是不放过蒋先生，一步步威逼他？
现在的情形已经很迫切了，日本人可能只容许中国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而国民党和共产党还在打仗，国民党的部队还不能掉回头来与日本作战，这是很危险的。他认为，南京与红军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他希望能早日与共产党人谈妥。
1月17日，王明与这位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开始了第一次商谈。按照王明的要求，邓文仪明确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建议。据邓文仪说：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种办法，或者是恢复1924－192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
当然，考虑到日本人可能经察哈尔、绥远向外蒙古进攻，政府准备派红军到内蒙古地区去担负抵抗日本进攻的任务。如果两方面合作的问题能够解决，邓文仪明确表示，希望中共能够积极促进苏联来援助中国，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国民党这时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求中共实行政府改制、红军改编，问题是，中共1935年夏天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虽然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其核心内容，却是要成立各党派、各军队平等参加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显然，蒋介石国民党这时所提出的条件，远不是王明和中共代表团所能够答应的。因此，王明提议，愿意派代表与邓文仪一同回到国内，一起促成国共具体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