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固然走向全面紧张和全面对抗，但随之而来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使中共中央被迫再度调整自己的政策。由于美英和苏联结成战时同盟，毛泽东很清楚，这种情况下战后来自国际的压力势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
毛泽东甚至一度提出拜会蒋介石的提议。尽管由于党内的反对，毛泽东放弃了这一计划，他还是派林彪前往重庆去与蒋介石联络感情。而后更郑重其事地派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林伯渠前往西安和重庆，与国民党进行正式商谈。
只是，由于共产国际很快宣告解散，国民党人相信共产党已经失去国际靠山，因而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优势，反而使双方关系再趋紧张。
紧接着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一溃千里，美国人开始重视中共，坚持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中共遂又转入强势地位。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内在对共产党问题上主要有三派意见，一派以白崇禧为代表，力主乘中日形成僵持局面，马上开始实施军事“剿共”计划，不怕与共产党关系破裂。
一派以贺衷寒、张治中为代表，反对采取军事计划，主张通过谈判化解双方的感情对立。对这两方面的观点，蒋都不以为然。蒋介石比较倾向的，是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
他们相信和平解决共党问题已无可能，但“目前非武力解决共党之时”。因此，他们的观点是：“制裁共党最良时期为对日大反攻之时”。此前可以“争取时间，充分准备”，并“于接近共党之区，建立碉堡，防止共党之扩张，且为他日缩小包围圈与推进据点，逼共军与日军冲突，或可收一石二鸟之功”。到对日反攻时，“以排山倒海之力追击日寇，乘时将共军加以扫荡，最为适当。”
胡秋原等人这时显然不了解，蒋介石其实已经开始在陕甘宁边区附近尝试用“建立碉堡”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扩展，并做以后必要时推进之据点了。不仅如此，蒋实际上还展开了对中共各个根据地，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全面封锁，力图隔断中共与外界的一切联络。
让蒋深感庆幸的是，在皖南事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世界上竞接连发生了两件对中国国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西部防线土崩瓦解，莫斯科无暇东顾，被迫停止对华军援，全力抗德。
二是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于牵制日本的目的，美国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从此地位无虞，而且中国很快摆脱了苏联的影响，转而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主要的援助对象和同盟者，这让一直对继续暗中支持中共的苏联充满反感的蒋介石倍感释然。
在蒋看来，苏德战争使苏联自顾不暇，也意味着共产党失去了国际支持，短期内不再可能危害国民党了。让蒋介石印证了自己判断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21天后在苏联治病的原八路军第115师师长、他过去的学生林彪突然回国，并且一到新疆迪化，就专门经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
蒋马上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苏联人的意图在里面，因为苏联很可能是急于要缓和国共紧张关系，推动中国抗战，以确保日本不会乘机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进攻。因而蒋对林彪回国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1942年1月5日，林彪飞赴兰州，即受到国民党当地军政负责人朱绍良等热情款待。16日，林彪抵达西安，更是备受重视。不仅国民党党政军各方分别宴请和谈话，而且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还专程由前方赶回西安，与林彪晤谈。
果然，林彪一回国就大谈国共合作，乃至共同建国的必要性。对此，胡宗南频频示以同情，称之为“新言论”，甚至当场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等。
莫斯科这时的态度显然多少影响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政策。林彪回国后，国共关系明显地进入较为缓和的时期，双方固然仍未恢复前此各种联系，但不仅军事摩擦明显减少，就是中共过去政治上的进攻，也完全停止下来了。
即使是发现6月间国民党曾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布防和行动问题，一直强烈主张进攻的毛泽东，也主张力谋缓和。
毛泽东决定采取缓和政策，除了莫斯科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因为这个时候中共和秘密工作出现了严重的破绽。自1941年底开始，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成功破译了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很显然，这一情况直到1942年1月下旬才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知了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但已经泄露了大量机密，并使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组织机构被连续破获。
另一件让中共中央倍感不安的事情，则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自首叛变。袁叛变后，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与中共八路军领导人秘密往来的情况，还供出了其在洛阳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等。
更严重的打击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破获。还在1941年7月，国民党已破获中共江西省委，被捕人员自首后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训练，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其上级机关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随后，不知底细的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郭在要求生活与生命安全和秘密自首等要求被答允后，即于当晚叛变。
郭并带领特务人员于29日抓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和省委组织部长饶富君等15人。紧接着，江西广东两省的特务人员在郭潜的引导下，于30日密捕了化名周织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廖承志。几天后，南方工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副书记张文彬等25人亦告被捕。7月9日，郭潜还带领国民党特务人员前往桂林，逮捕了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等30余人。这一连串打击，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几遭毁灭。
当然，无论是莫斯科的态度，还是中共秘密工作连遭破坏，都并不是中共中央这时决心采取缓和国共两党关系的主要原因。促使中共中央相信有必要采取此种步骤的，根本上还是国际大势。
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向被视为国际反共势力的美、英与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预示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也必定会是一种妥协的局面。因此，毛泽东相信，只要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气，国共关系就不可能继续紧张下去。
特别是美国参战，战争很可能会很快结束，现在就必须要考虑到战后不得不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情况。这也就是说，必须估计到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都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
不难看出，苏联和英美之间关系的改变，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共中央策略的转变。这样一来，一度成为国共间严重障碍的国民党的划界方案，又渐渐成为可供讨论的基础。
1942年7月5日晚，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谈话约两小时，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之意，并强调仍将坚持1937年9月22日宣言拥护蒋委员长，服从三民主义的承诺。
11日，国民党高层讨论后，再派张治中与周恩来及董必武晤谈。周、董主要表示了以下几点意向：1、抗战胜利中共有坚定信心；2、在取得胜利前必遭空前困难；3、克服困难办法主要是国共合作，障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总可谈得解决办法。
7月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蒋介石的态度表明，他在期待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共产党的态度能够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从而能够通过政治的办法，而不必通过军事的方法，使共产党真正回到国民党的体制当中来。
蒋介石还明确提出，准备一周后去西安约毛泽东一晤，要周电告延安方面答复意见。蒋介石主动约毛泽东商谈国共关系，显示他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这时相当重视。而毛泽东这时看上去也有同样的热情。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约谈十分重视，当即复电周恩来：“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同时，周恩来由于不摸蒋的底细，也建议毛现在不必与蒋介石会面。
9月初，共产党方面得到国民党正式通知，林彪可于日内赴西安见蒋。由于山洪冲坏公路，林彪于14日才得以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下乘车出发，17日才到达西安。而蒋已不及等待，于日前离开西安返回重庆了。林彪此后因蒋介石过于忙碌没有时间见林，而不得不在西安停留近一个月，先后与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等洽谈，并与蒋介石指定的与共产党接谈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见了面。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进而于1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林彪围绕如何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两党争论问题谈约一小时。林彪还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
蒋介石对于林彪的谈话，初则频频点头，而至听到林彪批评国民党有人主张内战时，则一再看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了。谈话遂就此而止。林彪此行明显地起到了缓和两党关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