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正是共产党敌后根据地陷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再加上苏联撤出，美国进入等因素，预示着战后中国政治情势微妙，因此中共中央急于尽快稳定两党关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长期相当无事的解决办法。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当蒋介石于11月中旬派遣其中央委员郑延卓专赴陕甘宁边区发放赈济款，以求善意时，毛泽东等立即给予高度评价。11月12日至27日，国民党五届十次中央全会召开，通过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这更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2月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和林彪，说明：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蒋声称：只要他活一天，就决不会让中共吃亏。
但蒋介石在谈话中对于共产党方面所提军队数目，乃至其组成、地区及干部使用等，明显地有不同意见，对于如何解决边区与中央关系问题，也还没有具体办法，对取消新四军问题则绝不让步。甚至说：“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勿再提新四军。”
18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说明谈判条件：1、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报；2、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3、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4、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惟东江部队在适当情况下，目前可加以调整。
12月24日，周恩来与林彪正式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口头提出了中共方面的谈判方案。二人同时声明：如果国民党方面认为这些条件可谈，即请委员长指示林师长留此继续谈，如认为相差太远，则请委员长指示他的具体方针交林师长带回延安商量。
其实，国共之间此时的分歧与以前并无二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并未丝毫改变其必欲于事实上消灭共产党之军队、政权的目的。所谓对共产党“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不过是在共产党“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破坏统一”的前提之下，并非只要共产党撤离某些地区或将军队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
在国民政府军令部研究后经何应钦呈报蒋介石的书面意见中，我们不难看出双方条件差距之大。 对于共产党要求合法化问题，该意见书明确表示反对。对于共产党要求编四军十二师问题，该意见书也持反对立场。
对于共产党要求承认边区现状问题，该意见书同样表示反对，因据说共产党在陕甘宁所占地区已达29个县区之多。至于共产党所说战后开赴黄河以北问题，意见书则以该命令“乃系一作战命令，并非分割疆土”为由而不予赞同，断言：“战后军队即须复员，再开往黄河以北有何用处，且此项命令久未遵行，已失时效，应即取消。”
基于上项，该意见书认为，“如须商谈，则应以下列原则为基础：一、中共不应有军队；二、中共不应在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三、以上两项办到后，始可予中共合法地位。”
当然，以上意见在国民党当权者中也并非都认为适当。至少在蒋介石看来，这时仍应有折中的办法。要蒋召开的干部会上，张治中等认为党和政府两项应该可以考虑，军队不能编太多，驻地必须限期开动，然而多数干脆认为，共产党方面所提四项条件与中央希望相距较远，没有讨论余地。
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注意到自1941年以来，中共在敌后处境异常困难。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摩擦作战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再加上日军这时停止进攻，蒋判断日本有进攻苏联的计划，美国军援的规模越来越大，国民党的军力反而大大增强。
因此，包括蒋介石在内，都自觉不自觉地幻想着寻找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问题。两个月之后，这个机会似乎就来了。 5月22日，作为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这一消息使国民党人受到极大鼓舞。此时，蒋立即提出，应争取使共产党“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
张治中据此与周恩来、林彪谈话，委婉劝说中共交出军队。而胡宗南则已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密令各参战部队准备于7月9日发起作战，攻占囊形地带的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得到情报，朱德直接致电胡宗南发出警告，中共中央更是将此视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又是开大会，又是发通电，公开抗议国民党准备袭击边区。由于引起英、美、苏大使的警告，蒋不得不令胡停止行动。
这一时期的国共摩擦，除了共产国际解散引发国民党军事、政治攻势和共产党反宣传的一个热点以外，还有另一个热点，那就是围绕着蒋介石公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中共中央公开进行的批驳宣传。
蒋的小册子是四五月间面世的，中共中央最初并未做公开批判的准备。然而，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发动政治军事攻势，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团体致电延安，要求解散中共，毛泽东马上把蒋《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同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联系起来，指示秘书陈伯达撰写署名文章，进行政治反攻。
毛泽东要求董收到此文的广播后，要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 中共中央这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的批判火力，指名道姓，痛加斥责，毫不顾及其权威与颜面，依蒋之性格，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容忍。
问题仅仅在于，抗战期间，前有日寇，后有美国，虽敌友有别，却都得小心应付，不能凭一已之爱憎而鲁莽行事。因此，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开幕前后，蒋几乎每日都在盘算如何就中共问题表态及决策。
9月1日，蒋指示军令部长徐永昌“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中共”的军事方案。9月3日，他告诉陈布雷和王世杰称：“应由军委会或政治部正式宣布共匪之罪状，使中外人士皆能明了其奸谋，如此则共匪自绝于国家，不能再借抗战名义以眩惑世人矣。”
8日，蒋下定决心：“对共不用武力讨伐”。9日，蒋召集文武干部协商十一中全会关于共产党问题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内容，系一面暴露共党种种罪行，一面表示取消第十八集团军番号并以方法防范共党之叛乱。后经过讨论，蒋决定删去草案中取消共军番号及封锁共党一段。
11日，蒋邀约国民党高层干部谈话，明确表态称：“中共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战，以破坏我抗战局势，减低我政府威信，丧失我国家在国际之地位也。故彼策略在激怒我，使我不能容忍，用兵向彼进攻。”而“一经用兵，无论胜与不胜，则彼之目的达成，故应采取守势，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为宜”。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蒋介石的谈话，显示出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国民党公开的反共社论及要求中共解散的各地通电也销声匿迹了。毛泽东并要董必武告诉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国民党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