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也就是在国共谈判再度搁浅的同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已经达成共识，在远东战后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统一中国。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演说支持蒋介石，并含沙射影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统一中国的障碍。
赫尔利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彻底转为扶蒋抑共。而这毫无疑问，是蒋介石苦心设计的促使美国政府摒弃中共策略的成功。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丘吉尔同一步调，以及赫尔利的公开演讲，使蒋极为自负。他几乎迫不及待地想和中共秋后算账。
在赫尔利公开表态之后的第六天，即4月8日，蒋断然批准军令部的清剿“奸军”的计划书，要求各战区务必于7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
蒋介石向来不把中共的军事力量放在眼里。而这时美国军方又已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三个补给区而陆续开始按美方设计予以补给，其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也已完成第一期计划的三分之一，即已装备了原计划36个师中的24个师，这更使蒋介石踌躇满志。
蒋介石对战后国民党的实力信心百倍，毛泽东其实也对共产党在战后的前途充满自信。在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的两周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宣布共产党人当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把中国引向光明。
很显然，共产党实际已经把蒋介石视为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公开在政治上攻击蒋介石国民党以及美国赫尔利之流，一方面则加紧军事准备，积极向湘南、粤北推进，以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可以从南北两翼牵制蒋军，使其不能随心所欲。
然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料到美军8月6日竟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军随后于9日突然大举出兵中国东北，结果日本第二天就表明了投降之意。几天后，即14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达了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于次日亲自广播投降书。
中国的各抗日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战争就结束了。
国民党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蒋介石还有更精心的一手，那就是，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宣告正式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向毛泽东发出公开函，邀请毛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显然，蒋介石相信，以外蒙古和东北部分权益所做的这笔交易，足以使苏联政府不再支持中共。如此一来，在国内“毫无根基”，依靠苏联秘密支持而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将完全失去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资本。
蒋认为，这个时候打电报给毛泽东，正是使其明了国际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彰显自己的主动和优势，妨碍其夺权计划的绝妙之举。这时又传来盟军总部关于侵华日军必须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缴械投降的命令，使中共计划中的夺取华北、华中大中城市的计划，受到严重阻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个时候签字，更使共产党人在战后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但是，条约签字之时，中共中央尚不知道条约的具体内容，因此，虽然得到蒋介石的邀请电，中共中央马上断定这不过是蒋的阴谋。
中共中央随即以朱德的名义公开提出6点要求，包括“国民党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和“请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实际上根本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不意6天后，蒋介石再次发出邀请电，把授降权等问题推到盟军总部头上，声称“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进而再请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与此同时，美国在华驻军司令魏德迈以及斯大林也都相继来电，劝告毛泽东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
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将先派周恩来前去接洽。然而，眼看国共两党已经开始为争夺华北一些重要铁路和战略要地大举冲突起来，毛泽东等似乎还不清楚苏联在中苏条约中做了怎样的承诺，因此对去重庆态度仍不积极。
23日，蒋介石再度公开致电毛泽东，坚持“惟有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能迅速解决”。这回蒋终于达到目的。毛泽东鉴于蒋三电相邀和美苏两国政府的压力，不能不于次日复电表示，愿与周恩来“立即赴渝晋谒”。
毛泽东、周恩来等于28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这一天中午，蒋还在召开会议研讨对谈判的策略。对于毛泽东来渝后之具体谈判条件，与会者建议：关于军事者，1、所有中共部队应交给政府，听候整理；2、即日起所有中共部队对国军及地方团队停止敌对行为，就地听候命令；
3、对中共部队之整理，以总裁前所提示组织三人委员会之原则为根据；4、军队整理之数目、配属驻地、人事等，均由委员会合理处置，惟其整编之数，不妨量予提高。
关于政治者，政府方面可请放弃训政时期之党统政形式，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采用控制从政党员之方式，即以行政院为类似责任内阁之组织，行政院长对党负责，在宪政实施之前夕，行政院长由我党常会选定，请国府主席任命之。
一切大政方针只是在表面上决定行政院。因此，行政院可设不管部部长二、三、四人，由共产党及各党派或无党派者充任之。如此，一使反对党可实际参加政府，二在英美人士看起来，我确实已放弃党治，而趋于民主体制。等等。
29日傍晚时分，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初步接洽，商定此次谈判应行解决的问题有三：1、和平建国大计，一般原则由蒋、毛直接商谈；2、目前紧要问题，如受降、进兵、处置伪军等；3、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及民主自由等。
双方商定，最初三四天为非正式交换意见，9月4日以后转入正式会谈。2日晚，蒋设宴招待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并与毛进行交谈。蒋与毛谈话时，特地慷慨地提出中共可编十二师，并允许中共在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时，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不意，第二天上午王世杰等再与毛商议时，毛泽东却提出了一连串国民党人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毛泽东的建议除了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外，基本上都是过去提出过的。如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必须重选；废止现行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给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同时，毛明确提出：“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当天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依据中共中央原定的“目前紧急要求”，提出11条书面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其主要内容包括：赞同实行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的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要求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
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重划受降区，中共参加受降工作；结束党治，实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召集党派协商会议，以讨论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和民主实施纲领等问题；
中共军队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师并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设北平行营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由中共推荐；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中共并应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9月4日下午，国共两党代表开始会谈。双方围绕中共的11条激烈争论，不得结果。这时谈判分歧的关键，其实还是在军队数目和划定中共管辖的区域问题上。国民党坚持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以商量，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但不能要求政权，形成割据状态。
其实，在这个时候，国共双方对谈判的前途都不抱幻想，因而都在利用谈判来争取实际利益。中共中央军委即明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9月上旬山西上党战役的发起，就是这一命令的直接结果。
同样，国民党军事当局也希望借重庆谈判之机，加紧完成部队的调动与部署，好占据各地交通要道和战略要点。为此，其军事上的进攻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更加猛烈。不过，对蒋介石来说，这个时候最麻烦的还不是华北，因为华北毕竟还在政府军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接收的范围之内，国民党军也正在全面推进之中。
麻烦的是在苏军占领下的东北地区，因为已有情报显示，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皆由俄军占领后让给中共，由陆路通往东北地区的主要通道，基本上已经被中共军队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