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昆明学潮最极端的指示。是“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李宗黄、关麟征对一断然严厉之处置的理解，是可以发动党团人员、特务和军人去冲击学校，并带上家伙去打学生。对上级的指示层层加码，在官僚体制下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何况，对于这个时候的党政人员，像这种能够充分表现自己对党国忠诚的机会也不是经常能够碰到。
当时，他们的上级宣称学生贴标语，让兵士回家，让老百姓不纳粮，共党扒铁路，阻止杜司令接收东北，不是造反而为何？我们有阻止或制裁的义务！我们不能听他们这些胡闹！这些长年受到反共意识形态熏陶的一线党团人员，自然容易受到刺激。
他们在现场狂呼“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并把每一个学生或老师都当成共产党来打，当然有仇共心理在起作用。但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很大程度上也有其个人考虑。这是因为，这场斗争中的表现好坏，会直接关系到考绩与升职等。
同样，对于那些参与行动的军人来说，除了部队严格的纪律约束迫使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命令以外，其在行动中的表现也同样关系到今后的出路与前途。特别是那些军官总队的成员更是如此，他们都是部队整编后被淘汰下来尚无出路的军人，自然更关心长官对他们的看法。
根据已披露的材料，当局对基层党团人员的动员和组织分为两个阶段：头一阶段在 11 月 25 日前后，当时的主要目的只是想破坏学生组织的时事讨论晚会，同时用军队远远地包围学校，阻吓学生在会后组织游行，破坏大会的手段也只是想争取通过要求演说的方式来操纵会场。
尽管关麟征声色俱厉地下达了动令，随后参与行动的党团骨干也都表了态，并预先设计好行动的步骤，但进园参与行动的党团人员人数太少，结果是“会议进行了许久，党团工作人员仍无举动。亦无演说”，破坏讨论的行动几乎完全流产。
11 月 27 日，被激怒的学生开始罢课后，云南当局吸取 25 日晚党政与军队不能合力的教训，决定由邱清泉为首，成立反罢课委员会，协调党团军政警宪等各个方面，联合行动。
委员会下设四个组，省党部调查室负责情报组；军方负责行动组：宪警负责破坏组；三青团负责撕毁组。上层的高度重视，明显地调动了基层党团人员的积极性。
故自 27 日起，相关各组组织人员上街，与在街上宣传的学生进行冲突时，参与行动的党团人员的战斗精神已大不同于 25 日晚了，部分学生在惨案发生前即被打伤，原因也在于此。
30 日，省府、警备部、省党部和三青团进一步开会议、决定次日冲击学校的行动计划。12 月 1 日当天被组起来参行动的党团政宪警及特务等就有二百余人。冲击学校的人持有各种打人家伙，学生们曾封住大门，试图用石块阻止他们冲入学校。而他们中穿军大衣的人就往校门里丢手榴弹，推后破门而入，见人就打。
这些打人者表现出来的狂热劲头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那种纯粹自发而难以控制的情绪宣泄，更像是带有很强的个人目的性的一种表演。由于军人执行命令更为机械，领队的军官不像地方党团人员的领导者会有所顾忌，因此军人打起人来更加凶狠，却很少受到领队者的制止。
不过，被要求挺身做烈士者，却通常被要求表现出慷慨激昂、痛恨共产党的姿态。1945 年 12 月 4 日，惨案中投掷手榴弹的杀人犯陈奇达、刘友治被宣布枪决。他们在被起诉时就曾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指责学生挑衅，且大包大揽，自称失业军人，行动与部队无关，扬言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平时恨共产党，故出面报复”。
注意到此后不久在南京发生的“下关惨案”和在昆明又接连发生的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被刺杀案，国民党当局的处理手法几乎如出一撤，都是在肯定行动者“忠党行动”的同时，要求“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可知此种做法在民国党中下层这时已成一种风气。
只是，做“烈士”却未必真的会送命。李、闻案中两杀人主犯，同为军人的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审时也是慷慨陈词，指责中共，做忠烈状。但是，二人随后却被秘密转移隐藏起来，而由当局另外从监狱中提了两个死刑犯冒名顶死。因此，“一二一”惨案中陈、刘两罪犯是否真的被处死，做了“烈士”，也颇让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