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宣告闭幕。2月2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就开始表现出有所懊恼的倾向了。他写道：“本周最感苦痛之事，乃为政治协商会议宪草组未提中常会征询意见，即擅自规定宪草修改原则，益觉孙科之易受人愚弄也。”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马歇尔显然非常欣赏。政协会议刚一结束，马歇尔就趁热打铁，马上推动三人小组开始就整军问题进行接触。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整编中共部队与中国政府军合并之基本方案》。该方案正如马歇尔再三向国共双方代表所解释的那样，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军队能够像西方国家军队那样真正建立在军队与政治分离的基础上。
不过，中共中央欣赏的只是“马歇尔所提办法，对于破坏国民党及地方系军队的原来系统是彻底的”，故“应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而对于此一方案试图消除党派对军队的影响等，则明言是马歇尔的幻想，“是今天行不通的”，称“军队中的派系亦将长期存在”，至少蒋介石就不会轻易地放弃对军队的控制。
因此，中共坚决反对马歇尔整编军队方案中的一些具体安排。甚至强调：“美蒋的目的仍是在政治上让步，军事上取攻势，即最后夺取我之军队。”而中共的办法，是要设法把大部分武装保存到地方部队中去。
而随着政协决议的公布，本来就对停战、政协不满的国民党内强硬派人士，很快就纠集在一起，在许多场合表达强烈反对的态度。“西西、复兴、黄埔军人、中统、军统特务分子及戴季陶、何应钦等均坚决反对政协决议。
2 月 4 日，据王世杰日记。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之委员大都为党中某一系统之人，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攻击宪草案”。这里所说的“党中某一系统之人”，指的就是陈果夫、陈立夫的 CC 系一派人。
国民党内的强烈批评之声，使得温和派如王世杰本人，也开始觉得草案“确多不妥之处”，承认“当时确不免轻忽将事”。随后，中统局更报告称：政协会后，“多数国军干部咸表愤概。成都军校学生群情哗然，认为……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及国防部即无异中共主张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之现。
……各党派高呼拥护蒋主度之口号，恐口是而心非，意在逐渐减消委座权力，以法共对戴高乐之手段对委座，是可忍孰不可忍”。陈布雷所担心的这种离心趋势，在 C C系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实属必然。国民党长期一党独裁，C C系在国民党内是最有势力的派别，多年来一直就有唯我独大的心理。政协决议宣布国民党不再具有独裁地位，今后政府不由党管，政权要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以及无党无派人士所分享，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恐慌和愤怒。
CC系骨干张道藩、谷正纲等在国民党党政小组会上甚至将矛头指向蒋介石，声称：一切失败，均由于不民主，要求党、总裁给予民主！”由此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人并不是出于拥护蒋的自发，而是相信这种民主宪政一旦实行，将会夺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家什。
早就习惯了使用暴力的这些国民党人，这时固然不能公然动用警察机关或特务机关来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却还是找到了发泄其不满的方式。
据《新华日报》报道，自政协开会以来，拥护政协召开的陪都各界每日晚组织讲演会，邀请政协代表进行讲演，并听取各界民众的意见，一连几天，情形极为良好。
不料 16 日晚第四次夜会举行，由出席政协的代表张东荪、郭沫若两先生讲演时，国民党竟派人在台下起哄。17 日晚，国民党方面派出更多人来到会场，“狂呼乱骂”。
19 日，原请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演讲两人均未到场，故由梁漱溟主讲，会场再度被捣乱，捣乱分子向会场乱掷石子并燃放鞭炮，数度打断梁的演讲。至此，讲演会被迫暂停。
至 27 日。协进会举行第八次会议时，虽到场有民众三千余人，讲演人仍旧受到数十个国民党人的起哄和谩骂；离场后，又遭这些人围追哄闹，并被掷以石块，而协进会的工作人员，更是接连遭到国民党人的围殴，以致受伤。
政协闭幕后，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 23 家单位发起，计划于 2 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因担心“届时对于政府及国民党之弱点，大肆攻击及加以宣传”，重庆市党部知道消息后，马上就向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请示对付办法”。
8 日上午，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CC 系骨干分子方治主持下专门召开执委会会议，讨论应付办法。方治在会上明确提出，“现共党外围组织民主建国会等团体，已筹备以陪都各界名义定于本月十日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或会间将有反动言论及会后将有游行示威，要挟当局立即改组政府等行动。”
现在应“共商如何遏止反动言行以戢邪乱”，会议讨论结果决定“由本市农、工、商、渔、教育、妇女及自由团体负责人持函向大会负责人交涉，请市各界人民团体参加主席团，并设法于大会开始时于与会群众中选出农会理事刘野樵同志为大会总主席”。“由本党擅长论之同志参加讲演”，“于发现反动言论之后即紧接发言子以较斥”。
并强调“参加党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应于十日上午八时前到达会场；并环立主席台前”；要求“东方白督察长派警到场维持秩序，遇有捣乱秩序事，迅予逮捕人犯”。
2 月 9 日晚，国民党市党部领导的农会、总工会、教育会等九团体连夜向会议组织者章乃器等接洽，要求参加大会，并加入主席团，得到同意。次日，大会举行，该各团体代表在主席台上根据原定方针，由专人控制扩音器，并自行宣布开会，单方面强推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台下国民党人遂齐声鼓噪，予以支持。
主席团成员李公朴因不满国民党人行为，忿然上前阻止，在争夺话筒时，遭到对方群殴，被带有凶器的国民党人击伤头部，并推下主席台。台下育才学校学生和劳动协会会员见状，纷纷高声抗议，向主席台涌去，也立即遭到台下国民党人的扭打。
一时间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由于有组织的国民党人人数众多，且带有铁尺和石块，协进会一方自然不是对手，不仅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均被殴伤，与会的学生、工人和记者也有多人受伤。
大会原先的组织者李公朴等，以及前来参加大会的周恩来等，均不得不离会而去。劳动协会会员退出时，捉了社会服务队第二区队队长谢雅南，从其身上搜出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信封一个，内装有盗用大会名义印的传单一叠和赏金 5000 元，随即将其押交重庆地方法院提起告诉。
较场口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庆祝大会筹备处就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陪都各青年团体亦在当天举行紧急座谈会。第三天，中央社即发布消息，指称当天的混战是由于李公朴不满刘野樵任总主席，阻止刘发言，并夺去扩音器所引起。
刘野樵等亦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指责劳动协会会员和育才学生首先打人。中央社故意将事件引向“民众互相殴打”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上相当广泛的不满。不仅各报纷纷报导记者目击的惨案真相，而且当天在现场的42位记者并联名发出致中央通讯社的公开信，加以谴责。
随后，更有 221 名新闻业人员联名控告国民党新闻机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指暴为善，误导国人。而重庆各报刊、各工厂工人，以及社会名流和文化人土，也或成立“二一0血案后援会，或发表告国人书等，对国民党的野蛮行径同声谴责。
较场口事件的风潮只持续一周时间就迅速平息了。这里面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美英报刊公开发表了雅尔塔协定，东北籍人士本来就对苏军在东北的行径不满，这回更是找到了揭露苏联背着中国攫取中国东北权益，以及拖延撤军、掠走东北工矿企业机器当做战利品等种种行径的机会。
他们的宣传迅速在青年学生中间发生影响，据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报告称：“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奸伪方面曾派人到沙磁区策动学生起而响应，但不旋踵即为东北间题所淹没，刻沙磁区各大中学之反苏运动已普遍发动中。惟奸伪分子则企图以反英美之题目以代替反苏口号，显不能在群众中发生作用。”
2 月 19 日，南京来电要吴铁城对较场口事件善为处理，吴胸有成竹地复电南京方面称：较场口事件谅不致扩大，因“日来各方对东北问题颇为愤慨，沙磁区学生酝酿罢课游行，反共反苏，党政小组正竭力制止……以现势观察，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全部阻止恐少可能，但无论如何不使发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