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对政协决议的恐惧与愤怒，已经像传染病一样在国民党中迅速蔓延开了。自 19 日开始，重庆学生接连发动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苏联的行径。刚刚站在政协决议一边，跟着中共高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口号的青年学生们，转而就因反苏而跟着国民党高喊反共的口号，甚至冲击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
这一风潮还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强烈的连锁反应。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连外交王世杰也明白：它固然与苏军恶行及中共要求限制中央军进入东北的有关，而其背后其实还另有原因，即“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
国民党在政协会后如此强烈的反应，显然与蒋介石自己的反悔有关。在政协会期间，直至政协决议最后通过之日，蒋介石都不曾对政协及其决议表现出任何不满的态度。没有他的认可，国民党中常会也不可能通过五项决议案。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政协开幕式做出四项承诺，和他在闭幕式高度肯定五项决议案，纯粹是出于违心的一种应酬。
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的压力，以及在这种压力下蒋被迫承认民主宪政的大趋势，想要树立超越政党的国家领袖的完美形象。由于蒋被迫接受民主宪政已是大势所趋这样一种看法，也就不得不接受马歇尔一再灌输给他的民主化不会削弱他的地位，而且将会使他实实在在地成为全中国的总统，而非如现在只是一党领袖这种观念。
并不了解何为民主政治的蒋介石，显然一度把接受现实看成一件并不很困难的事情，他在政协会议期间的种种做法和言论，以及他秘密安排戴笠设计未来掌控特务机关的办法，都显示他确有心去做出某些形式上的改变。何况，对于政协决议，他也并非全不满意。
在政协最后的闭幕式上，他盛赞《和平建国纲领》时，就突出地表露了他何以对这次会议寄予期望。那就是，他真心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彻底解决他长期以来最为关注的两个“统一”，即“政令统一”和“军政军令统一”。
那么，蒋介石又为什么会反悔呢？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内强烈反对政协决议，引发内部四分五裂，蒋不得不开始反省这种让步的代价几何；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党内强硬派的激烈批评之后，看到中共及中间党派宪法草案的分析评价后，他才转而详阅协议条文，开始发觉上当。
查 2 月4日蒋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与其 1 月 31 日在政协会议最后讨论通过五项决时所表露的想法，仍颇相似，即他这时仍旧突出强调国民大会的作用，称将来政府采取何种方式，还须由国民大会来决定。但至 10 日，即较场口案当天，蒋的态度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2 月 10 日中午，蒋介石约集五院院长谈话，第一次注意到他凭借来改变政协决议和确立权力地位的国民大会实际上已被取消。他对此相当愤怒，故谈话时“情辞激昂”。
基于上述情况，蒋介石对政协决议，乃至对停战协议和召开政协会议本身，都开始感到后悔和屈辱。2 月 16 日，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训词称：“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避战”，全是“因为军队无力量”。言外之意。如果不是因为军事上的这些问题，又何必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受此屈辱呢！
3 月 1 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黄埔系、CC 系都尖锐提出会议应详细检讨共产党问题。而会议在讨论到政协和中共问题时，许多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认为，政协是国民党最大的失败与耻辱。政协会的召开，完全是因为自己不能有效地解决共产党问题，以至于要搞这种妥协的办法。
用武力不能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妥协又怎么能让共产党交出军队来？共产党并没有交出军队，为什么要给它法律上的名义与地位？因此，与会者多半根本反对政协决议。
整个六届二中全会围绕着政协决议问题，几乎吵成一团。蒋不得不多次讲话，极力平息党内的不满和分歧。仅仅是由于蒋介石再三辩解，二中全会才没有全盘否定政协决议。
与会者坚持主张：必须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否则不能发表共产党的政府名额。在蒋介石主持下通过的《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显然接受了这种意见。决议要求中共务须实现“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停止一切“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
国民党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强烈不满。对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 7 日更进一步电告周恩来：“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民盟亦然，请与民盟商酌。闻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如此一来，国共两党通过政协决议所取得的，尽管还只是表面上的政治妥协，也不复存在。再加上这时国共争夺东北的战火再度点燃，由停火令和政协召开所带来的国内和平希望，几乎在瞬间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