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47年夏天，国内外舆论就已经纷纷怀疑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了。美国的公众舆论早就在提醒政府：“必须考虑中国现政府行将崩溃及在位已久之蒋主席即将失其领袖地位之可能性”，因为“国民政府着手改革，及国军征服共军”，希望渺茫。
当年夏天，与国民党关系甚佳的魏德迈将军受美国总统指派来华考察，也对蒋介石继续领导的能力表示质疑。他在结束考察回国前夕发表的声明当中就公开说：中国国内形势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还“须有有感召力的领导”。言外之意，蒋已失去领导中国的威望了。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称：主席在政二十年，思想陈旧，性复固执，且极易受人之包围，不能发挥有效之力量。故中国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责任，实应由蒋主席负之。”他提出：中国的问题要想有所解决，蒋最好“退让贤路”。
亲眼目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一步步恶化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主张劝蒋退休，以便推动国共和谈，组成联合政府。
在情报工作方面，最早打入国民党的是钱壮飞等人。1930 年，钱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成为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1931 年春，因顾顺章被捕，钱截获情报后被迫撤出。
严格说，中共能够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关键部门内，这个时候仍旧占据着关键岗位的情报人员并不很多。这里应当提到的有南京电信局军话台，包括重要军话台和次要军话台的主要成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监控国民党最高军政机构的通话情况。
另外，主动加入共产党，潜伏在孙连仲保定绥靖公署军务处担任少将处长的谢士炎等人，这时也在帮助中共做情报工作，并设有秘密电台，只是仅半年左右即被破获。
传说自 30 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包括曾经有意加入共产党，1948 年受命执掌东北军事大权的卫立煌和身为共产党员的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辽沈战役期间也都没有资料能够证实他们曾经与中共暗通款曲。
在整个内战期间还是有两个极具价值的情报人员需要提到，这就是熊向晖和郭汝瑰了。熊向晖称得上是典型的情报人员，其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前述在 1947 年春胡宗南受命攻占延安的那一次。原本这个时候胡宗南已经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早已离开西安，到上海准备动身。
因为蒋介石突然决定进攻延安，召胡到南京，高度机密地部署袭击方案。胡宗南鬼使神差般地把熊向晖临时召至南京，要熊帮助准备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等文件。这样一来，中共中央自然也就预有准备，及时撤退，确保自身的安全。不过，延安占领之后，熊向晖就去了美国，其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内战爆发后在情报方面对中共军事上帮助最大的，理当是郭汝瑰。郭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因有勇有谋而被陈诚看中，升至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但是，郭和熊向晖不同，他并非中共有意安排潜伏的情报人员。
郭和后来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一样，是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的。郭直到 1945 年抗战结束前，眼见国民党太腐败，相信共产党政治清明，才又萌生“归队”思想，并很快与中共取得联系，进而被安排为中共提供情报。
除了 1947 年 3 --5 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划以外，直到 1948 年 7 月 7 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
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一向重叠交叉，比较混乱。用杜聿明的说法就是，这时的整个战争都是由“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因此除了部队整体部署的大原则之外，国防部作战厅获批的计划与部署，往往并不会严格地落实到战场上去。
何况，郭就任作战厅长后四个月，淮海战役即徐蚌会战很快即告展开，杜聿明等已经开始对郭有所怀疑，不让郭知道自己的作战方案了。12 月间，蒋亦不要郭再提供作战意见。如果照郭自己的感觉，实际上从这一年 10 月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受到监视，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保护自己。
淮海战役刚一结束，他就不得不辞掉作战厅长一职，于 2 月 4 日飞赴重庆，去担任七十二军军长去了。从上述情况来看，郭在情报上如果起过一些作用的话，也不过是在淮海战役之前的三四个月里，主要是传递出来一些有关辽沈战役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