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三章 蒋介石走向“三二0”之路

主张师法苏俄 一度赞成阶级斗争  

 

自从发生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之后,国共关系紧接着所遭遇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剧变,就是1926年3月20日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0”事件。要了解这一事件的由来,包括要理解此后国共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就必须要了解蒋介石在政治上崛起的经过,以及他何以会从苏联顾问眼里的“红人”,迅速变成共产党的敌人。长期以来,除个别研究者外,人们习惯于依据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把他对苏联及俄国革命的看法,区分为两个阶段,即1923年蒋赴苏访问之前和之后。蒋介石自己说:他对俄国革命,“第一时期在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变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由此出发,人们多半相信1923年秋天蒋介石访苏的结果,和1924年3月14日他给廖仲恺信中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已决定了他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基本态度。这种说法,合乎逻辑,但却未必合于历史事实,因为这其实是站在政治人物后来的立场和说法上所得出来的结论,与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主张“师法”苏俄

以往,人们通常会把国民党人的“以俄为师”主要看成是孙中山个人的主张和意志,并以不同方式把蒋介石看成是国民党内反对苏俄的始作俑者,却很少注意到,其实在国民党人当中,蒋介石还是“以俄为师”的最早主张者和坚持者,因而也曾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支持者。蒋介石态度的改变,恰恰典型地反映出早年相当多数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复杂经过。

根据己见史料记载,还在1918年国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公开欢迎俄国革命之际,蒋已有了学习俄文、留学俄国的想法。1919年1月1日,蒋在福建军事前线,就曾暗下决心:“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正是由于对国内政治的极度失望和对俄国革命的高度关注,使当时30岁出头的蒋介石在思想受到了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影响,明显地流露出同情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倾向。在他的日记中,动辄即可以看出此种言论。他不仅经常表现出同情劳动阶级的态度,而且直截了当地把矛头指向资本家,称“如不节制资本,则劳动家终无享利自由之机会。”读俄国革命史,他会联系到中国革命的曲折艰难,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叹。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孙中山单纯依靠地方军阀势力革命的做法愈加难以忍受,以至对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倍感厌恶,再三提出要去俄国“考察政治”,寻找出路。

对于学习俄国革命一事,蒋介石不顾他人非议,始终坚持己见。1920年3月,他甚至借上书孙中山的机会,用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批评孙中山,劝他放弃对欧美、日本外交的期待。他甚至认为,国民党的主张其实与苏俄相去不远。显然,在蒋介石这时看来,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中国革命都只能“师法”苏俄,才有出路。因此,他坚持认为:“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对照三年后孙中山才决心派蒋介石赴苏考察,并明白提出“以俄为师”,蒋介石在这一点上走在孙中山和众多国民党领导人的前面,似显而易见。

一度赞成“阶级斗争”

在蒋介石坚持之下,并经历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1922年8月终于决定正式向苏俄求援。孙中山历经沧桑,在联俄问题上自然要比蒋介石冷静许多。孙中山这时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把联俄看作取得外援之一种途径,因而格外强调自身要具有讨价还价之资本。这与蒋介石关心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问题,仍有相当距离。

蒋介石在1923年8月终于有了赴苏考察的机会。当时,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前往苏联考察一切并接洽援助。蒋先后起草了军事和宣传意见书及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总计万余言。其中心在说明:中国革命至今不能完成,全由辛亥革命不彻底所造成。结果使反革命势力得以在列强支持下以北京为巢穴,使革命军总难成功。限于中国工农之程度与现实环境,中国革命不能离开军队,必须军事与宣传同时并进。然南方之革命军势力弱小,备受南方军阀之牵制。“中国革命之根本计画,当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得一根据地,训练有主义有精神之军队,备作革命军之中心势力,此为中国革命惟一方略也。”

蒋介石此番苏联之行,对其思想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根据蒋回国后于3月14日给廖仲恺的信,以及蒋自己后来的回忆为依据,认为蒋此行“非常失望”。蒋介石此次访苏有没有失望与不满?有。其突出原因在于苏联政府原本已经答应帮助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训练基地,蒋即因此受命前来提交军事计划书并商讨具体实施步骤。未曾想,苏联方面却表示:“在今后几年内,国民党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苏方借口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强调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外蒙古进行军事行动,声称这会引起严重误解,这就在事实上拒绝了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正是出于对苏联出尔反尔和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的极度不满,蒋介石在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恺的信中才会激烈批评“俄党殊无诚意可言”。蒋由此进而声称:“彼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据致廖函,蒋在莫斯科期间,曾被强力动员参加共产党,蒋的回答是:“须请命于孙先生”,因此,被讥刺为“个人忠臣”。蒋怀疑莫斯科为何放着革命的国民党不去全力帮助,反而必欲扶植一个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结果,他从逻辑上推演出的结论就是:“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但是,即使我们相信目前被广泛征引的致廖函不存在后来加工修改的情况,我们也不能忽略此信产生的特殊背景。即蒋介石写信时,恰在对孙中山的做法极度不满,辞职出走之际,其看法带有某种情绪化的成分。蒋介石的不满原因甚多,一是与国民党一大实行改组,自认跟随孙多年的蒋未能被孙引入国民党41名中央委员之列有关;二是认为孙中山、廖仲恺在广东的用人任事“不讲条理,不定次序”。孙中山对苏联的认识以及党政工作的设想,全由苏联顾问鲍罗廷设计,这让自尊心极强的蒋深以为辱。由此可以看出,蒋3月14日给廖信批评苏联和中共,明显与其在党内的处境及其当时的恶劣心态有关,未必可以视为其思想上转折的表现。因为事实上,蒋介石这个时候在思想言论上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蒋介石刚到莫斯科不久,俄国人就得出印象:他“同我们很亲近”,尤其关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其装备情况。蒋的讲话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声称“红军是世界上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其秘密就在于“与人民的团结一致”。在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蒋介石更进一步阐述了对世界革命的理念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他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有的大工业企业和所有土地都应属于国家并由国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他特别声明,尽管现实条件下在中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的民生主义经济制度,“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蒋在莫斯科期间,又是读《马克思学说概要》,又是读《共产党宣言》,他对苏联整体的印象,虽也时有批评,但更多的还是感谢与触动。

蒋在莫斯科如此,回国后又如何呢?我们注意到,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在他向孙中山和廖仲恺表示不满之际,他也不曾改变相信俄国革命理念的心态。最典型如他对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态度,他并非不知孙中山在观点,却公开主张应当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并举。他还公开主张:“中国与外国的革命党,统统联合起来,解决世界一切不平等的问题。并声称“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注意到以上的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能够理解,在这时,蒋介石虽不满于俄国党人的“事实”,但他对俄党“主义”之认同,却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