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三章 蒋介石走向“三二0”之路

 从联俄到“联”共   护党与联共的矛盾  

 

从联俄到“联”共

蒋介石赞成联俄容共政策,从他1924年5月3日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就表现得很清楚。军校办校的形式、制度、人事组织等,都是苏联式的。军事教官的核心实际上是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政治教官的骨干也多选用共产党人。他并且十分重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的制度”,“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也正是由于有了包括军校经费和武器装备在内的苏联援助,以及共产党人的倾力相助,黄埔军校才得以顺利建成和发展起来。蒋介石经常讲:“我们所要仿效的,是俄国的革命党。”“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之所以刚一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就全力推行政治部和党代表制,并要求共产党员来出任主要的政工人员,实在是因为联俄容共政策带给蒋介石、黄埔军校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建设太多实惠。

蒋这时不仅宣传反帝、反军阀的主张,而且注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鼓动和教育官兵。他强调:中国的乱源在帝国主义,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中国,夺取我们原料,垄断我们商场,所以使我中国地价与物价昂贵。帝国主义者,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来压迫本国人民,保护帝国主义者来垄断市场,所以军阀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就是卖国奴,所以我们认他是第二个敌人”。而“这地主与富商,是使得我们生计穷苦的原因,亦就是我们最后的敌人”。他声称:“惟其社会贫富如此不平,所以我们要革命,必定使得人人要劳动,人人可以安乐。”他甚至解释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白地说,就是打倒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所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只是因为民生两个字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决人类生活,谋求社会生存的要义,所以我们叫他做民主主义,而不再分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原本并不十分信任蒋的鲍罗廷,经过一年多的考察,认定蒋已成为广东国民党最可靠的左派将领,故全力把蒋推上前台,使其充任广州卫戍司令,与汪精卫、许崇智组成三人权力中心。因随后发现胡汉民胞弟卷入刺杀阴谋,许崇智属下的粤军将领中亦发现有谋反迹象,于是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胡汉民被送去莫斯科,蒋亦将许崇智强行解职,递解出境。此一行动,被人称为广州政变。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蒋更进一步跃入国民党的决策中心,成为除汪精卫以外的国民党第二号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蒋联俄容共的言论更加激进。他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利害是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冲突的。”为有助于国共两党的合作,他甚至不惜向怀疑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担保:绝没有共产党员只做共产党的工作,不做国民党的工作这回事。

对国共两党官兵能够在自己的率领下共同效命沙场,前赴后继,身为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不能不感慨万端,更不能不体会到国共合作的好处。他希望能够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继续这样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愿看到两党之间出现纷争。在这种情况下,1925年虽有部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在北京召集西山会议,提出驱鲍、分共、惩汪的主张,在国民党内掀起和共产党分家的浪潮,蒋介石不为所动。他不仅在日记中深表“痛恨”,而且很快就公开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批评西山会议,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以及鲍罗廷、汪精卫和共产党人出面辩护。这一告同志书清楚地显示了蒋这时支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政治态度。

护党与联共的矛盾

蒋介石这一时期思想激进,支持前拥护联俄、联共,并不表明他对共产党或俄国人全无戒备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其重要原因是,蒋视国民党为中国革命的重心,也是他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他不希望看到由外来人来左右国民党的思想情绪。蒋的矛盾态度、心理和国民党组织生命的状况密切相关。当共产党人的言行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蒋就站在联共政策的一边;当蒋认为,共产党人的言行不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他就戒备以至反对。以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为最高权威,要求所有党员忠诚于三民主义和国民党,这在蒋介石看来天经地义。他曾说过,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者变更三民主义的人,那都是我们的敌人。

国共两党之间因性质、目标和具体方针政策之不同,存在相当的隔阂与误解,在所难免,但共产党员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甚至跻身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权力中心,这种情况,却使部分国民党人不安。他们惴惴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暗中发展党员,划分左右派。在他们看来,这种划分的标准简单生硬。例如,凡参加孙文主义学会者一律拒之门外,凡同情工运农运者不论愿意参加与否,反复劝说。结果,黄埔军校军官学生贺衷寒因属于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虽8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仍被拒之门外;而上海国民党人葛建时只因街头斗争表现激进,虽无意参加,却被反复动员。为此,葛建时针对一些共产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的已不信仰的态度提出了严重质疑,称“我们所希望的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而不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化,现在我们既无法感化你们,使你们信仰三民主义,又无法阻止你们宣传共产主义,试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化?国民党不致为共产党所吞并?”

几乎在就葛建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蒋介石也发现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12月3日,十余学生因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侠公的一封秘密信,与李拉拉扯扯地闹到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来。原因是这些国民党员学生无意中发现李侠公致共产党上级的密函,据此指责李视国民党人为“非同志”,“暗中”工作,“藉此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正当此际,军校中又发生共产党员学生公开批评孙中山的情况,这就激起部分国民党员学生的极大不满,要求蒋“监视”共产党人。蒋对此十分震惊,开始担心:“近日共产与非共产之争,几使本校、本军内部分裂,后患正长也。”他并且在日记中严厉批评共产党员学生:“欲继承总理遗产而不认总理为总理,天下宁有是理耶?”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在忠实于三民主义和服从于蒋的权威这方面,无疑要强过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蒋自然更易于同情孙文主义学会,并听信其言论,但这时蒋利益于联俄联共之处亦多。因此,他也不能不考虑到两党合作的大局,不愿因校内问题而影响与共产党的关系。

蒋介石这时的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对孙文主义学会,了解到该会有同情西山会议之言行,他当即“严电阻止”。同时,他也力诫蒋先云等青年军队联合会骨干,对该会成员动辄批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情况,表示期期以为不可。蒋这时的目的很明确,即无论如何要在维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绝对权威地位的方针下,尽力维护党内及军校的团结与统一。他宣布“军队之中,绝对不好有两个主张,应当要完全以三民主义来做中心。不可以有共产党来非难三民主义,亦不可以有国民党来排斥共产主义的现象发生。”他还再三告诫:“如果共产党真正能奉我们的总理为共产党的领袖,那末我相信国民党员决不会排斥共产党员的。反过来,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