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四章 从“三二0”到“四一二”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

 

1926年“三二0”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开始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但是,“三二0”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一年后是否注定要发生“四一二”事件呢?或者,这种和平限共方式是否必定会导向武力“清党”的结果呢?对此,已有研究多半都持肯定态度。其所以肯定,有以为政治分野不可调和者;有强调现实使然者;也有归结为蒋之权力欲者。然而,多数研究者在谈到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时,似乎太过强调了其个人的权力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未能深入讨论陷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的过程。系统地梳理蒋介石这一阶段的思想言论,深入考察蒋介石从“三二0”走向“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发生发展的原因及背景,了解蒋从限共最终走向反共的必然与偶然,无疑会有相当的助益。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

蒋介石发动“三二0”事件,本意是在阻止汪精卫和季山嘉的所谓倒蒋阴谋。其形式是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占领中山舰,并逮捕海军局局长李之龙。而配合这一行动,他暂时抵押担任卫戍广州任务的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同时一度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但不过十几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的下午,在蒋意识到并不存在特别的危险和阴谋之后,他就取消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

正是因为这是基于蒋个人猜忌而发动的严重事变,他才会感觉到极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甚至这时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训话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他也抑制不住地会当众哭起来。这种情况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蒋在事变时的心态极为复杂,他既因长期心情压抑而委屈和愤懑,又深恐自己的行动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这也就是为什么蒋发动如此严重的事变,却只满足于占领一个中山舰和逮捕一个李之龙,就匆忙取消了戒严。

“三二0”事件性质之严重,蒋一清二楚。其所以严重,是因为苏联人当时在广州国民党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国民党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也是蒋在事变期间高度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苏联人首先采取了退让的政策。20日当天,苏联顾问季山嘉派助手面蒋,“稍加责言”,蒋当时不得不“百方道歉”。然而,一日之后,蒋意外地发现苏联顾问团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抗议或反击的意思,而且这时正在广州视察的苏联军政代表团团长、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布勃诺夫还很痛快地决定答应蒋调走季山嘉等人的要求。有此表示及承诺,蒋马上就提议在汪精卫病榻前召开政治委员会,并提出三点处置善后的建议:“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由于苏联人已经表明了态度,汪精卫也没头天晚上的“不可一世”的劲头,因而蒋的建议未受到任何阻力轻松通过。如果说,“三二0”事变对蒋的心理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蒋对以强力来解决内部纠纷,实现政治目的的之便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经过精心准备之后,蒋介石于4月3日正式提议,迅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了结“三二0”之案。恰在这天,苏联顾问和周恩来等先后找到蒋,明确提出希望看到汪、蒋合作和党内团结的局面。汪精卫这时又正好有信给蒋,解释必须“迁地养疴”的原因,甚至声言想借机“学西文求学问”。这难免又让蒋暗中生疑。他因而断定,汪精卫“有急急出来之意”,实质是“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党国之败坏也”。蒋这时已经下决心自行解决问题,原本就不希望汪出来搅局。因此他毫不客气地于4月9日复信给汪,劝汪三月之内不必想出来的事。为阻止汪复出,蒋更是有意在信中直陈平日对汪怀疑各点,坦言汪助纣为虐,使汪难堪。引人注目的是,蒋把他对汪精卫的怀疑,以及“三二0”事件,公开与共产党和问题联系了起来。这时,蒋开始频频举出共产党教官“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这里的段祺瑞”的说法,批评共产党人不该公开鼓动反蒋。由此不难发现,蒋介石在心态上已经发生了相当的改变。

当时,害怕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壮大的国民党人不在少数。事变前夕,蒋至友戴季陶曾致蒋一长函,诉说国民党两个中心、两重纪律、两重理论危害之可怕。他坚持:“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然今日中国之需要,则又为一有力之国民党”,事既如此,“何不牺牲共产党党籍,而完全作成一纯粹之国民党,使国民党中,不致同时有两中心?”已置身西山会议派的邵元冲、孙科等人的主张是:“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本来把矛头指向汪精卫和季山嘉的蒋介石,思想上有了明显的改变。“三二0”事变后,蒋的目标从消除汪、季阴谋以及政府中苏联顾问权力过大等问题,迅速转移到限制共产党、确保国民党的领导权的方向上来。蒋相信,国民党内部的种种麻烦与冲突正是由于共产党人跨党引起的,国民党二大之后,共产党人又几乎掌控了国民党的所有中央机关,如不能解决共产党人权力过大的问题,不仅国民党大权旁落,其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无从把握。因此,到4月3日蒋提出召开二届二中全会的提案时,其限制苏联顾问权力的要求已变成了次要的内容,整个提议的主旨,已多在说明应如何限制共产党人权力了。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连续举行了7次,除汪精卫请假外,国共两党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等基本上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等与会的共产党员,对于整理党务案等的讨论,也都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关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问题的提案,就是林伯渠与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出的。该提案明确认为:改善两党关系、纠正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已经刻不容缓。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虽然通过了严重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但它还没有走到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甚至,二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相当革命的。依据当年的会议记录,较为中立的孙科鉴于前此常有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并因此引起极大争议,故曾“临时动议,为集中革命力量,免除内部纠纷起见,自此次整理党务案执行后,本党员在言论行动上不得再有左右派之分”,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一致的“否决”。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虽希望能够更加明白地提出党内问题之所在,也不能不肯定:国民党为代表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因此,国民党不能拒绝“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即中国共产党的加入。“惟既加入本党,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遗教者,本党皆得一律以纪律裁判之,而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即为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