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五章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国民党左派的初次结合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其矛头所指,首先是共产党,其次就是国民党左派。南京国民党人因反共而必欲扯上武汉国民党人,理由自然是认定这些国民党人已经与共产党人同流。而无论“四一二”事变前,还是事变后,武汉国民党人也的确与共产党人同仇敌忾,甚至已经开始公开把前此的“容共”主张,变成了实际的“联共”政策。只是,宁汉之间在对待共产党人态度上的这种对立,只持续了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7月15日,已经身陷困境的武汉国民党人竟自断臂膀,宣布“分共”,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进而很快亦反目为仇。

国民党左派的初次结合

国民党之有左、中、右派之分,缘自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实行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显然形成三股力量,一是新近加入国民党的政治上相当激进的共产党人;一是以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的中间力量,他们高度忠实于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一是自同盟会以来,始终位居核心地位,但在此次改组过程中却因为思想渐趋保守,思想跟不上国民党组织变革的新思路,而被孙中山边缘化的居正、谢持等一批老一代国民党人。这三股力量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要在国民党内逐渐形成不同观点、立场以及不同利益上的矛盾以至于冲突。

1925年3月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情况发生了某种变化。处于边缘化的老一代国民党人开始另立中央,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继续留置中央的原被孙中山视为核心力量的中生代领导人,或被杀,或被逐。剩下一个汪精卫,势单力孤。被苏联顾问捧起来的蒋介石虽然得以跻身两大领袖之一,其在国民党内的人望及基础都还相当薄弱。如此领导人,对苏联及其苏联顾问一时过度依赖,并表现左倾,实不可免。与此相映照的是,五卅运动爆发以及省港大罢工等运动的兴起,共产党不仅在组织上迅速壮大,在国民党内日渐居于主动地位,而且因其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宣传上咄咄逼人,其影响和声势也空前扩大,从而导致共产党人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地位空前提高。即使应国民党方面的要求,中共中央承诺把自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里的中共党员人数限制在三分之一,但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共产党员还是占据了国民党实权机构中央党部一个处和八个部里面几乎全部的领导岗位。连共产国际也表示担心:“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反对包办,主张更多扶植国民党左派力量的提议由此而生。

共产国际的担心,很快就被“三二0”事件的发生和“整理党务案”的出台所证明了。但是,这一切也并没有影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实际控制程度。在省一级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国民党组织中,共产党人仍占据着多数领导地位。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几乎还是在共产党人的主导之下。不少地方在国民党内负责的共产党员,甚至为了抵制蒋介石,不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指挥,不与国民党上级党部发生关系,不经过国民党的组织手续直接按照中共的策略方针行事。即使是中共中央,也习惯成自然地在自己的文件中径行要求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如何如何,并具体指示行动的要点。正是因为共产党这时的作用太大,蒋介石虽推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力图严格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行动,同时却也不得不力主成立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

很显然,和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的情况相比,“三二0”事变造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随着西山会议派另树异帜和胡汉民等中派被逐,以汪精卫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层原本已趋向左倾。如今汪、蒋再度分裂,而汪不辞而别,蒋公开“限共”,刚刚左倾的国民党因蒋的强势而迅速形成一个很有实权,特别是握有军权的“新右派”,但蒋的基础并不稳固。蒋固然一时大时左右了局面,却在客观上摧生出一个敌对的松散联盟出来。鲍罗廷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并明确提出用汪精卫的旗号来组织这支力量的策略。在国民党内部扶植左派,恰好又是共产国际所所得要求的。如果能够把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的力量统合起来,不论其是否可以算得上左派,至少也有利于实现中共抑制蒋介石一派人的斗争目标。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策略,就是打出“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协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的旗号,最大范围地造成和组织左派力量。

实际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突出地表现在对工农运动的态度上。国民党中一般游移分子,自两湖工农运动突起后,均“恐怖而表现右倾”。一是害怕工农运动太过激进,伤害城市工商阶级和农村士绅阶层,并刺激列强各国城府,妨碍北伐进行;二是相信民众势力都握在中共手中,民众运动太过发展,等于中共势力不断扩大,结果必然会削弱国民党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即使只是扶植起“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们和右派间的缓冲,也有很大的作用”。故国民党内,凡赞成工农运动者,均可视同左派。

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恺,力主迁都武汉。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最初均不同意,但至11月中旬,注意到蒋的总司令部在南昌,广州中央迁移武汉需要一个过程,蒋因下一步军事行动的需要亦不可能改驻武汉等情况,鲍罗廷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从蒋介石及其亲信手中夺回国民党中央权力的大好机会,因而很快改变态度,支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鲍特意约同徐谦、宋子文、孙科和宋庆龄等,以调查各省党务、政务为名,先行启程北上。到12月5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才宣告停止办公,分批北上。正是利用这一时间差,鲍罗廷组织先到武汉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负责人,以党政核心不能停止运转为由,提议由徐谦、孙科、呈玉章、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等,组成一个临时联席会议,并于12月13日正式宣告成立,通过这种方法轻而易举地就把党政权力从蒋介石的手中夺了回来。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开始意识到上了鲍罗廷的当。因为廷都是他自己所提议,鲍罗廷等人的理由亦无隙可击,蒋自然不好公开反对。但他还是很快做出反应。张静江等见到南昌,蒋即将同行的谭延恺、林祖涵、朱培德、何香凝、陈公博等召集在一起,以中央政治会议第六、七次临时会议名义,宣布党部和政府暂驻南昌,在武汉则另立政治分会,以取代临时联席会议。而这时,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中央职权已成事实,诸多内外工作已经展开,突然改变,对国民党自身影响及损失都太大。因而蒋骤改前令一事,备受非议。鲍罗廷乘机再提“三大政策”观点,暗示蒋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态度暧昧,并推动孙科等原本就不满蒋军事独裁的国民党领导人,发起“恢复党权”运动,这就进一步阻塞了蒋介石前往武汉,再度用张静江等夺回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如此一来,蒋介石不仅再无力改变迁都武汉的决定,而且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也多半站到了拥护“三大政策”和拥护汪精卫的旗帜之下。蒋介石用来左右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浙江帮”,彻底地被孤立起来。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于武汉正式召开。全会显然满足了众多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改变二中全会后权力格局的愿望。而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中央,斥责蒋介石公开扬言制裁共产党,质疑国民党中央为何不“明白制裁”蒋之言行,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会议通过一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决议。如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取消了二中全会以后实行的带有独裁性质的主席制,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对党政军问题行使最终议决权。所有这些决议案的矛头所向,都非常清楚地指向蒋介石,并旨在剥夺蒋通过二中全会所取得的种种特殊的权力地位。而为了限制蒋介石的“封建思想”,会议甚至通过决议,取消了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是在阻止蒋介石利用校长身份和权力培植私人势力。

二届三中全会改选了党政军领导机构。张静江被全面排除在党政领导机构之外。蒋介石仅当选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未能当选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相反,跨党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等再度进入党政领导核心。而与在党政军三方面均高票当选,并进入最高领导机构的汪精卫、徐谦、谭延恺等人相比,蒋之权力失落极其明显。这种情况显示,武汉的国民党人,已经于不期然中开始成为左派的大本营,并且从蒋介石手里夺回了党政的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