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五章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与“分共”

  武汉国民党政策的左倾

 

作为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武汉方面这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民众运动,特别是对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采取了相当开放的态度。1926年10月10日武汉占领后,中共随即宣告组成湖北全省总工会,进而推动各级工会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出来。受国共两党宣布的工农政策影响,武汉地区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待遇的罢工运动顿时此伏彼起。除了到处发生工潮以外,湖北省总工会还模仿香港海员大罢工时的经验,组织起拥有3000人规模的武装工作纠察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出现“左”倾错误。例如代替政府职能,动辄以武力制裁敢于反抗的厂主、店主,封闭乃至于“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等等。

湖北省总工会及其下属工会此时权力之大,已远非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可比,因而也早就引起国民党内蒋介石一派人的严重不安。留守广东的总参谋长李济深率先在广州采取措施,限制工会权力和工人罢工。1926年12月初,蒋介石召集政治委员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就武汉工运提出几点要求:1、不许工会擅自拘人;2、严厉禁止持械游行;3、工人不得擅自封锁工厂、封闭商店;4、工人不得向工厂或商店强取一切什物。时为武汉卫戍司令的陈铭枢也曾通令湖北全省总工会,要求其约束工人擅自逮捕,以至处决人犯等行为。然而,总工会显然没有把陈铭枢放在眼里,委员长向忠发对此曾复函严加驳斥。

严格地说,中共中央这时在工人政策上的方针,与武汉国民党人并没有太大的分歧。武汉工潮所造成的影响,至少在经济上也还没有表现得特别严重,因此,武汉国民党人这时多半也都相信这种情况只是一时的现象,逐步可以恢复常轨。由于这时武汉国民党人对内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党权”,对外的首要工作是解决因1927年1月上旬汉口、九江事件所引发的收回租界运动,这都需要工农民众的理解和撑腰,故他们对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武汉工运的情况,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安。

武汉国民党人初期对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也大致如此。湖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农民运动。1926年底,已有70多个县建立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50余万人。湖南农民在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热情,就连十分害怕工人运动的蒋介石,这时也明确主张乡村农运应当发展。军事行动刚结束,湖南农民就以更大的热情积极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掀起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改造乡村政权的斗争。由于湖南各地县政府多半并未改造,团防一类地方武装仍掌握在旧势力手中,因此,各地农民一旦起来,不免会与掌握团防的豪绅地主及当地官厅发生冲突。如同湖北一样,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协也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尽管是在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眼皮之下,共产党人还是经常在长沙大张旗鼓地公开显示自己的力量。12月,中共发起召开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工人农民群众二十余万人”声势浩大地齐集长沙省教育会前坪举行开幕式。会场内外大幅张贴马克思、列宁的头像。

对此种种,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湖南省党部及省政府中人,都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且努力予以配合。其重要原因是,中共这时的方针明确地以国民党各省区联席会议的政纲作为解决当时农村问题的依据,只赞成打倒农村中的土豪劣绅,反对扩大打击面到一般地主。因此,当时湖南的国民党领导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颇为融洽,党政部门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也较为积极。

这时候,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两湖工农运动“过火”之说。当湖南各地越来越多的著名士绅和地主被捉、被杀之后,这种非议更有所发展。但1926年11月底,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又鲜明地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断言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必须提出土地问题的阶段。鲍罗廷等人因此提出,湖南农民革命其实还不够激烈。鲍公开告诫武汉国民党人:对以中小地主为代表的中国反革命的社会基础,绝不能取温情主义。他明确主张:“对于剥削农民的用刺刀去刺死他,刺死反革命的基础,如像刺吴佩孚的军队一样。这样国民党才不至于落后。”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明显地对中共领导人产生了影响。1月20日,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讲演,还在宣传中共中央此前的农村政策的主张,强调“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一个半月后,毛泽东得知共产国际决议,并亲身去湖南省几个县进行了实地考察,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空前的热情肯定农民的革命性。这时各地已陆续发生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和农民事件,因此,毛泽东在文章中特别强调:“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毛泽东的考察报告迅速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的高度重视,不仅推荐发表,而且亲自作序宣称: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他们自然地高触犯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这时候,受到上述观点影响的,也有不少国民党人。1927年2月以后,武汉国民党人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激进起来。邓演达、孙科等均纷纷表态赞扬当今的农民运动。而唐生智等湖南省的国民党领导人,这时也公然宣称:“现在对地主、对资本家正是进攻时期”,甚至还异口同声地赞同鲍罗廷关于“痞子流氓做先锋”的观点。当然,最足以表现武汉国民党人支持工农运动的,还是他们在工农运动受到打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赞助的态度。这时最典型的有两个事件。

一是阳新惨案。1927年2月28日,湖北省阳新商会会长朱仲忻等以反对农协劈祖宗牌位,掘祖宗坟墓为名,将省农民协会特派员成子英及农协负责人王德水等9人,绑架到城隍庙前,当场烧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随即通过《阳新惨案处理决议案》,并委派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为委员,与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省农民协会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指令农民部派专员带两连军队前往阳新查办。结果,县长被撤职,公安局长被拘捕,捕获杀人凶手20余名,在公审大会上处决了其中的7名。而随后阳新各乡农民又一举处死了45名绅士。

二是武昌血花世界事件。3月10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与工会会员均在血花世界开会,军校同学误入工会开会会场,恰好听到场内有人高呼“打倒军事独裁”“提高党的威权!”“一切权力属于党!”等口号,因部分军官和同学不能接受有人公开反对蒋介石的行动,于是当即拘捕工友4人,押送去公安局及总司令部。发觉此事后,学校当局立即组织学生连日召开党部及直属组长联席会议,做出决定:派代表赴总工会道歉;派代表慰问被捕工友;集合全校同学欢送被捕工友;并登报声明解释误会,和将反动分子开除党籍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