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五章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工农运动与军队的反动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工农运动已不复占据绝对优势,各地都先后出现激烈反抗工农运动的情况,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的声音也逐渐高涨起来。为此,中共中央也明令两湖地区党组织采取措施,防止“过火”。因此,从2月开始,共产党人已经在接连发布文件,开始约束工人运动。2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率先发布关于城乡工人运动原则的通告,指出,我们现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亟需一个各阶段的联合战线。过去对各地工人运动“我们取的放任态度,未能积极管理,等到发生问题时,想去管理又无一个普遍的原则,于是困难丛生,甚至与农民运动与商人都起冲突。若是照这种情形听它延长下去,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两天后,湖北省总工会也发出严整纪律的21条规定。

然而,这个时候两湖的工农运动,事实上已处于某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了。各级工会往往只考虑工人自身的利益,不从政府和全局的角度来约束工人的要求,就是对总工会也时常阳奉阴违,各行其是。结果就形成经济形势越困难,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标准越高;越是满足工人的要求,经济情况也就愈加恶化的一种恶性循环。

经济和金融形势进一步恶化,引起武汉国民党领导人的重视。实际上,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并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虽然包含着两党之间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意向,同时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汉国民党人希望改变中共单独领导工农运动的一种心理。决议之所以会把解决与共产党“共同指导”民众运动,放在第一条,显然不是共产党人自己的主张。尽管武汉国民党人未必想要立即与蒋介石一派人公开破裂,事实上,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双方走向全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

3月16日,被蒋委以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的段锡朋,在“呈准总司令部”后,即组织人员先是封闭左派报纸《贯彻日报》,进而冲击受命于武汉中央的九江市党部。次日更一举捣毁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农民协会等处,导致左派国民党死伤二三十人。4月9日,宁波、厦门、南京均同时发生蒋系势力以武力夺取党政权力的事件。面对这一新的紧张形势,武汉国民党人最初显然仍旧想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寻求一种政治解决的途径。因此,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对各地发生的这些情况一般均持慎重态度,除了下令调查外,最多不过是否决蒋介石任命的各地党政组织。即使个别地方党部对蒋系势力发起反击,也仅仅是因为当地有拥护武汉中央的驻军在幕后支持,且发起者均为共产党人。

4月1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汪精卫带来的蒋介石等决心在南京开中央全会并必定另组政府的消息,使武汉国民党人意识到,破裂已经迫在眉睫了。两天后,武汉方面又进一步得到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工人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就在汪精卫等气愤地大叫“简直是反了!”之后不几天,就又传来了蒋介石等人在南京已经另立中央和政府,以及广东李济深亦公开附和南京的消息。武汉国民党人对此表现得异常愤慨。但是,无论武汉国民党人怎样慷慨激昂,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成立,毕竟使本来就已经深感困难的武汉政府,更是彻底地陷入到四面受敌的境地之中了。

形势已经如此恶劣,武汉国民党政府却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麻烦,即与列强之间的关系这时高度紧张。因为,3月26日刚刚发生了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占南京后出现抢劫外侨现象,导致英美炮艇施以炮击,并将威胁的矛头指向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紧接着,就在武汉政府所在地的汉口,又发生“四三”事件。事情是因为一个名叫刘炳喜的车夫与日本水兵发生纠纷被刺伤,引发群众暴动,与大批登岸的日本水兵发生冲突,多名中国民众在冲突中被日本水后射杀,而日租界也被群众围困,日本工厂、商店均被迫停工歇业。这无疑又将武汉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弄得高度紧张。与此同时,湖南省总工会等民众团体,激于对南京事件的义愤,又自动实行对英罢工,强行接收青年会和封闭外国工厂,进一步引发英美新一波抗议。面对如此困难和复杂的形势,特别是面对列强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显然已经有些手足无措了,他们开始抱怨民众运动,并找共产党人来想办法。汪精卫提议:“鉴于近来的形势,有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之必要,一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二是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如何合作的问题。”

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领导人陈儿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因此,汪精卫便与陈独秀交换意见。说话中,汪精卫明确认为:“帝国主义了最怕的是工农运动”。“因此,工农运动也许不应当那么激进”。“唐生智特别讲过,他支持工农运动,但他的军官们不同意,他们反对农民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汪精卫还告诉陈独秀,他刚刚收到一封由50余人签名的信,信中对共产党人包办工农运动的动机表示怀疑。汪精卫对工农运动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表示不满的态度,希望共产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同国民党进行讨论,并一致行动。严格地说,中共这时很清楚武汉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因此,在鲍罗廷的建议下,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也明显地赞同进一步约束工农运动的作法。但是,他们的这种态度,显然与莫斯科的要求有着很大的差距。在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罗易的批评下,随后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还是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当激进的决议。

中共“五大”的相关决议案及其宣言,显然不能让汪精卫等人看到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的前景。“五大”刚一结束,汪精卫就与徐谦一道,再度找到陈独秀,就以下四点提出质疑:1、1927年1月3日占领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2、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3、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4、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是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他进而将所有责任都加到共产党身上,指责“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

还在“五大”开会前,鲍罗廷其实就已经提出了战略“退却”的总方针,并且取得了陈独秀等人的积极赞同。鲍罗廷已经看出:要国民党同意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并不十分困难,问题是,目前形势下武汉政府不可能“以政府名义用法令规定有关土地问题的激进措施”。因为,“一方面目前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处于对立状态;而另一方面军队在向北京方向推进,军队的指挥人员多数是土地占有者。”鲍罗廷明确表示,国民党人的顾虑是有理由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在汪精卫等人把两党之间所发生的问题摊在中共中央面前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抑制工人店员过激行为的具体政策。但是,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政策,却遭到了莫斯科的反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坚决要求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它显然大大高估了中共控制工农运动和左右国民党的能力。

莫斯科一厢情愿的指示还没有被传送到武汉,武汉国民党中央就已经否定了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动议,而立即组建工农武装的设想更立即就被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所打碎。夏乃独立十四师师长,这时驻守宜昌,负责拦阻已经倒向南京的川军杨森部顺江东下。因长期不满工农运动,又受到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影响,夏于13日通电“反共”。夏随即率部东下,至18日已推进至距武昌仅20公里的纸坊。杨森部也随之而动,大举进至亲堤一带。武汉三镇兵临城下,一时全城震动,人心惶惶。武汉政府急调叶挺率新组建的二十四师两团兵力迎敌,这才勉强地稳住了形势。

许克祥叛变发生于5月21日,史称“马日事变”。许为唐生智所属何健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这时负责长沙防务。 他于当日晚率部一举捣毁省党部、省总工会和省农协等机关团体,解散农工纠察队,事后并成立湖南救党临时主席团和救党委员会。发动马日事变的原因,据许克祥后来回忆,关键是得到消息称,中共已经准备利用扩编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办法,在湖南编组7万军队,其太太又无意间偷听到中共准备于25日发动事变的密谋。湖南军队的军官们大都极为担心家中土地财产受到侵犯,事变前一天市面上更盛传农工纠察队要缴驻军的械,就可以知道湖南的军官们会何等神。经过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