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五章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国民党的右倾与中共内部分歧

 

马日事变,是湖南军队与农民运动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随着湖南军队主力北上,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其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农村的富裕阶层,大批军官家属不免陷入恐怖之中,影响到相当一批军官对农民运动不满。但这一运动开始时,甚至直到1927年1月前后,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农民群众,都还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对土豪劣绅的打击固然使富裕家庭人人自危,但农会这时一般还只是基于政治标准进行打击,其对象也还只是少数地方头面人物。因而直到2月唐生智回到长沙时,他还在称赞农民协会功不可没。

但是,随着运动持续发展,基层农会骨干自身的素质问题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正是因为部分基层农会掌握在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很多事情自然也就难以得到理性的结果。比如像湖南各地农协阻禁谷米之举,除了能够满足本地贫苦农民保有粮食在手的心理以外,对各方均无好处。但不论省政府、省党部、省农协如何号召、各方如何反感,却始终解决不了。比如前方军队欠饷数月,军心不稳,县、省乃至中央政府财政亏空严重,虽反复设法及动员,各地农协却不仅鼓动农民对地方抗租,而且听任农民对政府抗税。相反,为求得农会自身的开销,动辄对富户罚款罚粮,有不顺从者,即以土豪劣绅名之,游乡示众。而由于自1926年七八月以来,湖南许多地区受到战争和农运影响,本地豪强除了逃走以外,不是被“吃大户”吃光了,就是一次次清算弄得没有什么油水了。逐渐地,如果不动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的情况也就愈发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

5月25日凌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唐生智的来电得知马日事变的消息。唐电声称长沙农工纠察队同驻防军发生冲突,不仅抢枪,而且揭出打倒三十五军红旗,虽经反击,恢复秩序,但情形仍然严重,要求设法消除工农运动流弊。国民政府常委委员会接电后连夜开会,决定请军队维持治安,要农工纠察队不得报复。25日晨,主席团又开会,决定请农政部部长谭平山与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陈公博、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和唐生智的部下等5人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前往长沙查办此事。

湖南是武汉政府除了湖北以外几乎唯一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同时更是武汉政府最主要的军事力量的来源地,湖南一旦落入反共力量的手中,不仅国共合作将彻底破裂,就是武汉政府也难以维持。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得知消息后,紧急通过两项决议,明令矫正一切幼稚行动,发还没收之军人产业,除非军官们保持中立和左派领袖能够支持,否则即使对大地主的土地也暂时不宜没收,而以建立乡村政权为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鲍罗廷也自动请缨,随团前往长沙,帮助解决问题。结果,一行人走到岳州,就得到消息称许克祥有“密令截杀中央所派的特别委员”,于是只好退回。其实,武汉国民党中央对这些情况并非不清楚,只是他们相信,不能再寄希望于农工政策和依靠民众,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的命运,现在只能取决于军队。

这个时候发生在江西的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事件,更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这种看法。武汉政府对江西的影响力,纯粹靠摇摆于南京与武汉之间的朱培德在某种程度上将武汉中央视为正统。因此,江西的得或失,几乎完全系于朱培德的一念之间。但是,朱培德也面临着和唐生智等湖南将领几乎一样的难题,即如何能够在工农运动的强烈冲击之下,确保自己手下的军官们继续忠实于自己。因为,军官们明显地对国民党在前方打天下,而共产党在后方坐天下的前景心有余悸,以至于不断地提出我们“究竟是为国民党作战,还是为共产党作战”的问题。特别是夏斗寅叛变以及马日事变的发生,更极大地刺激了他手下的军官。鉴于此,朱培德不能不下决心用和平的方法,礼送共产党人离开江西,以此来向军官们表态,取得信任。对此,武汉国民党中央很自然地站在同情理解朱培德的立场上。

湖南的军队,无论军官和士兵,大都来自农村。许多军官的土地财产乃至家属受到侵犯不算,不少地方竟然连士兵们寄回家的那点儿养家糊口的钱都要截扣没收。这种情况,连主张激烈土地革命的共产党人也深感沮丧。毛泽东这时就明确承认,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根本在于湖南不少地方的农民协会是在哥老会的把握下,完全不听指挥。对此,汪精卫等国民党人自然更是怒不可遏。汪在6月13日讨论解决马日事变办法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示:这次事变的当晚,确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问题是,军队为什么要向农协进攻?是因为农协侵害军人家属在先。汪还说,我们知道有反动派在造工农的谣,但同时农工自己也须承认在过去的行为中多少有些错误。汪还质问说,你们说湖南党部同各民众团体绝对服从中央的命令,请问,中央讨论了20多次,最后决定暂时保留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为什么湖南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竟擅自在5月中旬的《长沙日报》上把它宣布了呢?

鉴于“毛泽东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可知这个时候共产党人方面多数也是赞同和平解决马日事变的。陈独秀明确表示:现在的局势非常严重,不仅不是提出和推动土地革命,以及组建自己的武装的时机,而且也不具有拆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条件。来自共产国际的罗易坚持诉诸武力,声称长沙的叛乱分子只有2000兵力,在长沙与武汉之间同情许克祥的部队也不过2000人左右,但在长沙以南30英里的地方,有2万以上的用火枪和长矛武装起来的农民集结,想要占领长沙。对于谭平山以国民政府部长的身份,前往长沙调处冲突,以及其他各种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见,罗易都明确反对。他为此向汪精卫反复说明必须诉诸武力的理由,并激烈质问汪:“国民党究竟是支持革命还是支持反革命”?结果汪仍旧敷衍了事。恰在这时,莫斯科再度发来电报,支持罗易的主张。电报指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玩物。”“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

莫斯科的来电,迫使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些强硬姿态。比如,中共中央6月4日发出致国民党书,强调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更不应敌视土地改革。并且坚称对长沙事变只能下令讨灭,绝不能和许克祥等妥协,否则“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在具体做法上,也秘密组织了一个湖南特别委员会,布置军事人员潜往湖南,准备必要时实施军事手段,夺回长沙等处。而在实际上,陈独秀依旧明确告诉共产国际,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队,更是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民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当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能实现建立民主专政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

这个时候,坚持认为农民运动丝毫也不过火,且主张既不破裂与武汉国民党人的关系,又能用武力讨伐反动军队的,大概只有罗易一个人了。他不能不把目光转向了在他看来可能更愿意听取莫斯科意见的国民党领袖汪精卫。他悄悄地把莫斯科的密电拿给汪精卫看,试图以此来让汪精卫明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何在。结果可想而知。汪精卫丝毫没有改变对工农运动不满和坚持和平解决马日事变的态度。在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答复中共中央的公共信中,国民党人依旧坚持:对马日事变的解决办法还是既定的原则,即1、对武人越轨行动,必须制裁;2、对农协幼稚行动,必须纠正。

不仅如此,莫斯科的来电,使得汪精卫不能不对莫斯科的幕后作用开始恐惧,进而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解除了鲍罗廷等人的顾问职务。对于这一严重后果,不论罗易如何为自己辩解,他也绝难得到鲍罗廷等人的谅解。根据鲍罗廷的强烈要求,联共中央政治局被迫取消罗易的代表资格,并将其立即召回莫斯科。同时,斯大林明确主张,为稳住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人,苏联应该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卢布的援款。与此同时,联共中央政治局还要求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直接致电汪精卫,说明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密电的旨意所在,以减少汪精卫的恐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