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六章 南京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清党”发起之反复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和上海的资源,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的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这次南昌会议召开后,即相继发生了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被人捣毁的系列事件。这股夺权的风暴,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讧愈演愈烈,许多原本就对国共关系现状极端不满的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都倍感焦虑。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国民党人的态度倒在其次,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危险更是迫在眉睫。

此时,从蒋之亲信,到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一直到蒋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时都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只等蒋一声令下了。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联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等,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相约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一切,都要看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却从未有过与武汉翻脸的任何公开的言论。因此,其手下也始终要借助于地方帮会势力来协助自己的夺权行动,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且蒋在公开场合也还要表示中立,对所发生的一切佯装不知。不仅如此,他一直在就武汉方面的各种批评和指责做出回应和进行辩解,却也都是在尊奉武汉方面为“中央”的口气下出之。包括3月26日到上海之后,其在公开场合服从武汉中央及国民政府的态度亦未稍有改变。很显然,正如何应钦等人所言,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尚在犹豫动摇之中。

25日上午,张静江一行抵沪后,即约集吴稚晖、李石曾同至前敌总指挥部晤白崇禧等驻沪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明确认为“非分裂不可”。因得知蒋26日晚到上海,27日众人便一并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内,与蒋“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讨论中,吴稚晖力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行为案。

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来否定武汉中央的权威,因为涉及到与苏联,特别是与这时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问题,故蒋介石一时还有所犹豫。因此,27日的会商并未决定出任何具体办法,故28日不得不“继续讨论”。到28日,又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均未到,且还必须要等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到后,才能决定实施分裂的可能程度,会议仍未形成最后意见。29日,何应钦、程潜等到会,但程潜的态度显然十分摇摆,会议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次日因李宗仁等仍未到而休会。4月1日李济深等到会,对分裂主张表示赞同。

如此反反复复,延至4月2日,又意外得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已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一向公开都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故汪回对两方面影响均甚为重大。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共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当日并未将正在讨论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汪对众人所言并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他也表示完全拥护。

然而,4日一早,不知何处得来消息,说武汉方面已免了蒋介石总司令职。包括蒋介石在内,众人一早便又来到汪精卫住处。这回大家均相当愤怒,痛斥鲍罗廷和共产党。在众人的推举下,呈稚晖“始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且说明,依此方案,对共产党人“必将采断然之处置”。没想到,汪精卫听到吴等不仅准备全面破裂,而且打算动用军队和警察拘禁共产党人,当即“佛然”。汪精卫明白提出三点:1、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则彼可负责告独秀使其制止;2、武汉此时如有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3、各地共产党及工人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汪精卫的办法在不公开破裂与武汉与共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了蒋等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最后“众乃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共这时因早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独秀自然表示绝无此事。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共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然而,蒋介石、吴稚晖等人见此宣言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于是,汪精卫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武汉。

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于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便彼不得藉以造谣”。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