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七章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剿共”战争

 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受挫(2) 

 

围剿江西苏区接连失败,不能不使蒋介石倍感沮丧。他当即召集陈诚等重要将领总结教训,并策划第三次“围剿”作战。随后,蒋介石亲抵南昌,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吸取上次作战部队互相观望,且时有临阵退缩情况的教训,蒋特别经由参谋处通令前线官兵,此次作战实行连坐法。“师长未退旅团长先退者,杀无赦;旅长未退,团营连长退者亦同。余以类推。”

7月1日,蒋介石亲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一、以第二路进击军陈诚部之第十一师及第十四师分由南城、黎川向宁都攻击前进。二、以第一路进击军赵观涛部之第六师及预备军第十师卫立煌部由南城、南丰向广昌地区之头陂攻击前进。三、以第三军团朱绍良之第八师及第二十四师分由南丰、新丰向黄陂攻击前进。四、以第四军团蒋鼎文部为左翼集团军预备队,于临川、南城间集结相机策应第一线作战。”

第三次“围剿”同前此一样,开始时部队进展相当顺利。鉴于此,蒋介石还有7月23日就已经公开宣称:本人“于本月二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乃于四日克复黎川,十三日克复广昌与石城。当即乘胜穷追,十九日遂攻克赤匪据为总巢之宁都”。到8月中旬,他更是充满乐观地下令:“限五日内将收复区散匪肃清,月底将赣各匪彻底消灭。”蒋介石发出限期肃清的命令,是因为有战报显示,红军主力已陷入“进剿”大军的包围之中。用中共苏区中央局自己的说法:“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

由于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民党军并未能抓住此一战机,结果是红军主力于8月底再度脱险,又一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红军主力为被动局面,于9月7-15日之间,利用国民党大军因宁粤冲突,做战略收缩之际,抓住机会,与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在白石、张家背一带,和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戴戟的第六十一师在高兴圩地区发生激战。但两战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根据双方资料均证明,此战红军确实取得了胜利。后者,红军第一军团之第四军和第三军团,另加一个第七军,却遭受了重大损失。

整个第三次围剿,与前两次相比,国民党方面基本上控制着战场局面。红军在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之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但是,这次“围剿”却仍以国民党方面自行退出苏区以至无疾而终。其原因何在呢?其一,是因为自蒋介石与胡汉民矛盾激化,断然软禁了胡之后,宁粤即公开分裂。5月初,汪精卫通电反蒋。随后,广东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等众多将领和粤桂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公开通电要蒋下野。在蒋拒不妥协的情况下,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到9月1日,粤桂联军下入桂动员令,并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此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昌行营的震动,因而马上于4日做了暂时收缩兵力,就地监视红军的部署。其二,是因为9月18日发生了日本入侵东北的重大事变。为了应付这一事件,蒋介石不得不于21日又赶回南京,密切观察事件的发展情况。而为防止日本可能由海上入侵,更不得不从“进剿”军中抽调部队加强海防。蒋介石为宁粤和解,被迫于12月15日上书中央执行委员会请辞,并于22日上午出席过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经上海转返浙江奉化老家,以示下野。因此,继续此次剿共作战的计划,自然彻底被搁置下来了。

蒋介石策略的调整与成功

1931年是中共在红军和苏区及其政权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年头。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之后,仅江西中央苏区就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4个县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和近5万主力红军的相对稳定的农村根据地。与此同时,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及湘西根据地,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全国红军已达到10万兵力以上。正因为如此,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中共就在11月7日于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县城中,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2年5月5日,中日两国正式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上海事变就此告一段落。6月15日,因上海事变又重掌军政权力的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会商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决定首先肃清鄂豫皖三省红军。蒋亲兼三省“剿共”总司令。6月29日,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在汉口正式成立。30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各路司令官。蒋兼任中路军司令官,以刘峙为副,下辖6个纵队。一纵张钫,二纵陈继承,三纵马鸿逵,四纵张印相,五纵上官云湘,六纵卫立煌,总预备军指挥官为钱大钧。右路军司令官李济深兼,王均为副,下辖3个纵队,一纵徐庭瑶,二纵王均兼,三纵梁冠英,预备军指挥官为阮肇昌。左路军司令官为何成浚,徐源泉为副,下辖4个纵队,一纵万耀煌,二纵萧之楚,三纵张振汉,四纵刘培绪。另以王陵基为长江上游总指挥。以上中、右两路分别从平汉和津浦红向鄂豫皖苏区夹击,左路和王陵基部则负责清剿湘鄂西苏区。

由于此前军事形势较好,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军“围剿”作战开始前,不仅没有休整待机,以逸待劳,反而受命夺取麻城,进逼黄陂,威胁武汉。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右路一纵徐庭瑶部已于7月7日从东线开始进攻霍邱城,并于5天后拿下该城。中路二纵陈继承部和六纵卫立煌部,也从7月10日起,先后由罗山和孝感地区向东推进。等到8月上旬,红军仍未攻下麻城,而国民党中右两路进剿军却已经全部部署到位,因而于8月7日开始发起总攻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此时仓促下令撤围麻城,并命令红军以主力迎击突向根据地中心红安以西之卫立煌部。8月13日,红安陷落。红军不得不再度向新集方向转移。而随着中路一纵张钫部和六纵卫立煌部与二纵陈继承部很快对红军主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新集也已无据守可能。于是,鄂豫皖分局因此决定向东转移。新集、商城、罗田、金家寨等均被国民党军所占领,鄂豫皖苏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红军只能在乡村和山区与国民党军进行周旋。最终,在强敌追堵之下,红四方面军只得于10月中旬脱离根据地,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但仍未能摆脱国民党军的围攻,红军因此被迫越过秦岭,经过关中,然后南下汉中,渡过汉水,进入陕南地区。长途跋涉3000余里,才最终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而,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翻越巴山,进入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的川北通江地区,最终才落下脚来。

蒋介石在分别摧毁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之后,开始将重心转向“围剿”江西中央苏区。但1933年1月初,日军突然攻取山海关,打开了通向热河和华北的通道。此举迫使蒋不得不集中精力安排应付日本攻占热河的种种办法。而与此同时,何应钦也一再报告江西中央红军攻势甚猛,其中,周浑元师和吴奇伟师更遭挫败。当时蒋虽然有过“今日之事,应以对倭为先”的想法,但在吴奇伟师遭到重创之后,他还是下决心“先行赴赣,布置就绪,再转而北行,以免将来兼顾不遑”。

1月29日,蒋介石再度到南昌。尽管这时已有消息称,日本必欲占领热河,蒋却下定决心,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政策。据此,蒋宣布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以陈诚的中路军为主攻部队,辖3个纵队,一纵罗卓英,指挥第十一、五十二、五十师;二纵吴奇伟,指挥第十、十四、九十师;三纵赵观涛,指挥第五、六、九、七十九师。分别集结于乐安、宜黄、抚州以及金溪一线。并以蔡廷锴的左路军和余汉谋的右路军分别从福建和赣南,从三个方面对苏区形成合围之势。

然而,蒋介石尚未开始督战,就传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面对日军进攻,弃守承德,率部逃跑,将热河拱手让予日本的消息。蒋介石不能不马上于3月5日由南昌飞往汉口,当晚即乘车北上石家庄,与何应钦、张学良等会商局势。随后即决定将汤玉麟撤职查办,交免去张学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暂代。而就在蒋介石离开南昌前不久,即2月28日,“进剿”部队就再度受挫。两周以后,“进剿军”更是再遭重创。陈诚称:“似此我进剿军两受挫折,士气大受影响,进剿已不可能,而匪方气焰大张,实力更行增大。”

显然,由于此次作战发动仓促,兵力增加不多,原本就不足的补给问题,更是因为此前宋子文掌管财政大权,只肯把不多的钱用在抗日方面,以致蒋虽希望推动“剿共”战争,拿到的钱连部队的欠饷都应付不了,似此都对部队士气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还没有展开就告失利,这件事对蒋介石刺激颇大。故长城抵抗日军看似告一段落之后,他很快于3月24日返回了南京。蒋介石回南京不久,就接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告急电,内称最近一月以来,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师之挫败,计师长死伤四员、旅长六员、团长十六员。要求蒋调派得力部队并立派大员到赣“督剿”。熊电到后两天,新淦和金溪即告失守。蒋介石因此急忙于4月5日赶往南昌,准备亲自督战,继续组织“进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