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一章 孙中山与国共合作

   孙中山的希望与两难

 

马林在1923年7月下旬离开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的新代表的指令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这份由中央书记斯大林签署的指令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这意思很明白,就是以孙中山的国民党为中心。

鲍罗廷8月由中国东北入境,先后到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看法。10月6日在广州,孙中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军费窘困,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正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发生冲突之际。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财政困难达于极点”,广东根据地的这种危急形势使孙中山增强了争取苏联援助的紧迫感。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孙中山久历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有所凭藉不可。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住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一方面,孙中山需要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孙再度对俄国人的组织宣传方法发生兴趣。鲍罗廷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老党员,他用亲身经历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极大地触动了孙中山。仅仅两三天,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介绍的俄国经验深以为然。在国民党的党务会议上,孙中山首次以俄国革命为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了。次日,他即下令重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个月便顺利推动,其魅力之大,不难想见。

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恺在解释孙中山所以必须改组国民党的理由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孙先生在广州已经历三次失败,“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党员多,则民众多;民众多,则足以制伏军队。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谈话后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要有效地发展党员,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也只能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孙中山这回是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了。

既要改组国民党,扩大宣传,发展组织,共产党员的作用自然又显露出来。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改组决定之后,马上就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指定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在鲍罗廷的推举和孙中山的批准,更多的在广州的共产党员投身到改组工作中来。鲍罗廷不像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贬低中共的作用,否定中共理想的目标,而是向中共党员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说明壮大国民党就是为了壮大共产党的道理。当然,鲍罗廷对国共两党同时具有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他能够使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孙中山这时的一段批示中得到清楚的印象。

11月29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上书孙中山,指陈鲍罗廷时常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集会,讨论国民党的政纲、政策,于此似见“俄人替我党订立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为苏俄政府所给养”之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这时,孙中山确实在委托鲍罗廷代为起草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党章等重要文件。他也清楚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来往甚至举行会议。但是,整个政纲、党章的讨论和修改,很大程度上是由孙中山指定的委员会在负责,最后还要经孙中山亲自审定批准。因此,孙中山对此明白解释说:政纲草案等“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这段话,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对中共的不满。孙中山还强硬地表示过,他绝不会听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自行其事,尽管陈独秀等已加入本党,但“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

从孙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会接受俄国人的干预和劝说,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然欣赏共产党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却还是由于“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倘若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这实在过于困难。如果说他开始时还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他这时显然已有领教了。逼不得已,他还是能够做出壮士断腕的举动的。他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