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七章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剿共”战争

  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受挫(3)

 

不料,蒋介石刚刚返回南昌,日军又对长城各口发动了大举进攻。不足半个月的时间,日军就先后夺取了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冷口等关隘,进而于15、16两日占领了秦皇岛、滦阳和昌黎县城,从而不仅大举进入关内,而且占领了河北滦河以东的大片地区,直接威胁到了平津地区的安全。

日军大举攻入关内的情况,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也激起了本来就对在江西“剿共”颇多牢骚的军队官兵的抗日热忱,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为鼓舞“剿共”军的士气,蒋介石这时再三做“攘外必先安内”的讲演,反复说明“外侮实为内乱所招致”,国不统一不能御侮的道理。1933年5月6日,蒋介石已准备好再度发动“进剿”。国民政府因此批准了蒋的任命令: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南路总司令;保键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总司令;刘峙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但是,此次进剿行动尚未全面部署完毕,日本关东军即以中国军队威胁满洲国为借口,再次进犯滦东地区。守军伤亡惨重,被迫后撤。5月22日,日军已进抵通县、牛栏山,并于次日攻占怀柔,进逼高丽营,北平已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再度集中精力应付此一事件,直到5月25日交战双方签订“觉书”,中方承诺撤退军队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之线以西以南,尔后不再越线,日方则承诺不越线追击,此一事件方才算暂时告一段落。随后,中日双方于5月31日在塘沽依据上述条件,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5月25日中日签订停战“觉书”的第二天,冯玉祥就在察哈尔树起了抗日同盟军的旗号,并通电反对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已开至福建参加剿共的第十九路军将领,亦公开表示反对塘沽协定,部分军队且已挥师北上,决心抗日。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的行动,都极大地牵制了蒋介石新的“剿共”军事计划。因此,蒋介石这时的用兵重心,不能不转向这些异己的地方实力派军队。他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不除,无以制俄而攘倭;杂军不清,无以制倭而攘俄”。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并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兵分三路北上,准备对日作战。7月12日,同盟军收复多伦。

多伦的收复,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也先后致电祝贺。冯玉祥受此鼓舞,于27日在张家口公开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声称将全力以赴,收复东北。此种情况显然使国民党中央十分被动。然而,恰在此时,正在与冯玉祥秘密合作的中共河北前委,却受命“对冯不应有丝毫幻想”,开始在同盟军内部争取士兵和激进军官,力图将同盟军引向兵变,以创造北方新苏区。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寄予希望的苏联政府,也公开静态斥责冯及其同盟军有意想要挑起苏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中央一面以大军相逼,一面答应让冯旧部宋哲元回察主持军政大局,冯玉祥遂于8月5日通电收束军事,将察省一切交宋哲元办理,然后撤销了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离开张家口。此后,虽仍有一部同盟军在中共推动下,由方振武、吉鸿昌等率领,转移至张北附近,揭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旗号,甚至不惜以“讨贼”的名义向北平方向进发,但坚持到10月中旬,终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下归于失败。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刚刚告一段落,蒋介石就迅速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进剿”了。其8月16日给军委会的电报明确提出,准备以9月21日为期完成一切“进剿”准备。电称:北路军“进剿”准备务限九月二十日前一律完毕。其战斗序列:总司令刘峙,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其下拟分3个或4个纵队,以卫立煌、薛岳、陈诚、赵观涛各指挥一个纵队。9月25日,国民党“进剿”军周浑元部首先开始向黎川挺进。随即,国民党军和红军之间开始围绕着黎川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然而,恰在这时,担任东线“进剿”任务的第十九路军将领,却开始秘密与红军进行谈判。双方10月26日甚至成功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协定》。协定提出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等10条。随即,陈铭枢、李济深等于11月22日在福州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一事变的发生,再度打乱了蒋介石计划中的“剿共”部署。

由于蒋介石已经估计到红军并不会为了援助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而主动采取牵制行动,故他毫不犹豫地从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中抽调了9个师,并从南京、杭州抽调了2个师,合计11个师约15万人中央军,分三路向福建进攻,其中蒋鼎文为第二路总指挥,率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由江西南城转进闽北浦城;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进抵闽北浦城、建瓯一带;以卫平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第四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刘戡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分批从江西抚州经邵武、顺昌,与原驻闽北的刘和鼎部会合。另以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以陈绍宽为海军指挥官,从空中和海上配合地面部队进行侦察、封锁和轰炸。蒋介石则自任“讨逆军”总司令。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15万人三路大军,福建十九路军能够作战的部队不过5万人,不仅处处设防,形势上极其被动,而且各级将领中对与中央军作战态度消极者甚多,影响部队战力甚大。随着1934年1月5日中央军顺利夺取闽北重镇延平,7日陷水口,十九路军已无法据守福州,而不得不立即向闽南撤退,试图争取背靠广东与苏区。但是,1月12日,福州重要屏障古田被攻占,闽北尽失,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晚分路退向漳州和泉州,李济深、陈铭枢等纷纷离开福建,十九路军将领间亦随即发生分化。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在戴笠所派特务的策反下决心脱离人民政府,十九路军的抵抗已经不复存在。1月30日,中央军占领泉州,南京方面宣布取消十九路军番号,任命毛维寿、张炎为第七路军总、副指挥。福建事变即告失败。

 “剿”平十九路军后,蒋介石又陆续把讨伐十九路军的部队调回原防,并派蒋鼎文部进驻闽西,与北路军联成一气。从1934年3月起,国民党“进剿”军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以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以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形成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合围之势。因为此次作战中红军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寸土必争的防御战法,正好适应了“进剿”军边推进、边筑堡、步步为营的战法。这样,红军在具有优势兵力和优势火器的国民党军面前,其形势就十分严峻了。

在随后的作战中,中共中央更是为力保广昌不失,前所未有地集中了一、三、九军团全部和第五军团之三师,并各独立师,以及公略步兵学校学生等,对国民党军节节抵抗,虽受重大损失亦在所不惜。红军在此一战役中固然也使用过大胆穿插的战法,但由于国民党军在坚持稳步前进、持久消耗总方针的同时,也能够在相互协调配合的基础上主动出击,因而红军穿插战术反而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几度穿插战术不得手的情况下,红军只能更加依赖于阵地战,来确保“国土”不失了。

在广昌,红军大量构筑工事和碉堡,决心与强敌一拼死活。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组成前方委员会,亲赴广昌附近头陂督战。红军总司令朱德并亲至前线,严令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和十四师师长张顺清顽强固守,不准撤退。对于红军如此战法,就连国民党方面也深感奇怪。直到4月28日广昌陷落之后,国民党方面才开始从俘虏口中确认红军作战方针真的已经改变了。而这种改变,毫无疑问让国民党方面更加放心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战术了。广昌之战,红军主力损失达5500人之谱。而这种损失对红军显然是致命的。在此种情况下,红军本应改变战法,但依旧分兵把口,节节抵抗,处处固守。建宁之战,红军再遭败绩,损失上千人。打到8月间,红军又接连在高虎垴、高兴圩和驿前等地与国民党进剿军展开激战,又损失2300余人,各部队基层干部所剩无已,因而元气大伤。事至于此,中共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之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