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七章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剿共”战争

 
红军长征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1934年10月3日,刚刚向国民党投降的前中共中央革命军委委员会所属军委总参谋部第五局局长兼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情报。杨说明:中共中央军委面对不利的军事形势,早做好了三种应变的准备,其一是集结全部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间或在瑞汀附近与国民党军决战,以图保数年所积聚之军用器材和中央苏区及其中央政府。此为上策。其二是如若决战失败,除以一部化整为零散布闽赣各处以牵制国民党军外,全部主力军将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往四川或洁具黔边境,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以图四川。此议斯大林实主之,以为中国各省四川最好割据,不畏经济封锁。若向新疆、外蒙发展,可取得苏俄直接帮助云。今春中共中央曾派湘南籍干部多名潜回湘南各县布置交通路线,并闻有从湘赣边区抽调一部红军编为湘南游击队进兵湘南之说。此为中策。其三是如果南去之路被陈济棠南路军防堵严密,不能通过,“则将兵力分成数股窜扰闽南闽北闽中及粤之东原等处,牵制国军,以保存赣南之零星匪区及伪中央后方,为将来根据地。此为下策。”

但是,这时正在北上视察途中的蒋介石,似乎并没有及时地得到这一消息。因为,他并没有及时地通知陈济棠这一情况。结果,陈济棠竟秘密与红军达成妥协,使红军8.6万人的庞大队伍,连同大批挑夫,于10月20日秘密渡过于都河后,轻轻松松地就借道陈部的防地,经过粤北,转入了湖南的湘粤边一带。由于红军入湘,何键态度至关重要,蒋介石很快即任命何为追剿总司令,并要求湖南、广西、贵州各省“为防西窜之匪一部或其残部流窜湘、漓以西,国军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萧、贺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以东,黔阳,武冈以南,宝庆、桂林以西,桂林。龙胜以北地区,以消灭之”。

但是,这个时候,地方军队各有各的算盘。何键生怕这时江西红军会与湘西苏区的贺龙、萧克所率领的红军会合,因此极力想要把朱毛红军挡在湖南以外。而桂系这时只有3万左右正规军,防广兵缺,难以和红军大队相抗衡,担心红军会进入广西腹地,只想让红军借道西去,因此对拦阻红军于广西境内的湘江东岸聚歼的计划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湘军和桂军虽有协防约定,然而,当白崇禧发现红军出广东省境进入湖南后,有经临武,南下江华,由龙虎关进入广西腹地之态势,他马上就把主力调入龙虎关和恭城一带布防,而把通向湘江的灌阳、界首、全州一带让开了。桂军让开过江通道,意味着红军势必要渡江进入湘西南地区,因此何键不得不一面要求中央军薛岳部跟进零陵、黄沙河,一面命令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伸入全州、界首地区。

11月29日,刘部章亮基部和陶广师终于进抵全州西南,正好与正在渡江的红军主力遭遇,并展开激战。由于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仍有约8万人,再加上有大批辎重骡马,因此,从27日开始过江,到最后全部主力通过,花了几天的时间,故红军作战部队不得不在渡江口以北的五里牌一线,与湘军激战将近4个昼夜,伤亡官兵数以千计。再加上红军大部通过后,断后部队又遭到北上桂军的进攻,以至此次湘江之战,整个中共中央和红军损失过半,不仅所运资财大部丢掉,而且过江后只剩下了3万多人。

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后,蒋介石马上致电何键,命令其集结刘、薛两路西岸之部队,于红军主力半渡之际向其掩护阵地及窜路猛烈侧击。同时令东岸之周、李各纵队截其后尾。若广西部队能约期协同夹击更好,否则只须我湘方部队努力侧击与追剿并行,亦不难将匪聚歼。由蒋电亦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时最希望的,还是不使红军经过湘西南再深入贵州境内。至少,应当在湘西、黔东交界地区将其歼灭。因为将最担心的,是江西红军经黔东北上四川,“连合川匪及萧贺等股,以遂其打通西北国际路线之企图”。因此,12月16日,蒋又进一步发布命令,要求各部全力追堵,务求将红军歼灭于四省交界地区。

蒋介石的这一追堵计划,显然没有赶上红军西去的步伐。何键也乐得看到红军进入贵州,因此湘军对于贯彻蒋的意图并不积极。红军实际上在12月14日就已越过湘黔边境,进占了黎平。而黔军的情况更加糟糕,其内部原本即四分五裂,各部只求自保,更不能按照蒋介石的部署行事。帮红军轻而易举地迅速突破蒋预定的防线。面对红军的大步推进,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把他的军队全部撤到了重安江以西,让开了西北方向,巴不得让红军去四川与川北苏区的红军会合,因此红军很快就甩掉了后面中央军的追兵,得以在1月7日进占遵义,然后一边开会解决其内部指挥权问题,一边让部队好好休整了12天。

红军因不断地受到围追堵截,再加上马不停蹄地翻山越岭已经将近3个月之久,伤亡、逃跑和因累饿寒病而掉队者,数量巨大。到达遵义时,整个部队加上中央和政府机关非战斗人员,已经只剩下不足两万人了。而红军所以能够在遵义停留如此长的时间,与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有关。这个时候作战力最强的中央军薛岳部,并没有把主要的目标放在进攻红军的问题上,他在难蒋介石的电报中对此说得十分明白,即“职对黔粤桂均用极诚恳态度应付,务使我军确实把握贵州,以为西南军事据点。”蒋对此亦高度肯定。因此,薛岳所部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在跟追红军到黄平、余庆后,并不是向西北的遵义方向推进,反而是大举转向西南,进驻到贵阳周围地区,进而在贵阳反客为主了。薛岳还被任命为贵阳绥靖主任,王家烈原来用来防卫贵阳的主力却被调过乌江,推向了逼近遵义城的老君关前线,贵阳很快就成了中央军的囊中之物了。

中央军目的如此,已经追出湖南地界的湘军自然对继续参加“进剿”也不会十分积极了。刘建绪因此停在乌江东岸一线,不再前进。何键更是反复请求蒋介石批准将湘军调回。桂系则极力为王家烈出谋划策,试图帮助他免去被蒋介石吞并的命运。因此桂军廖磊部进到贵州境内,不仅不去找红军作战,而且还成了中央军控制贵州的一大妨碍,以至于蒋介石很快就厌烦桂军在贵州的存在了。他不惜电请粤、桂方面撤退援黔部队,说是有中央及川、湘、黔等省军队进剿足矣。这个时候对在贵州境内剿灭红军表现最积极的,只有川军。因为害怕朱毛红军进入四川,威胁重庆,或与川北红军合股,刘湘特别积极地响应蒋介石出兵援黔的部署。

基于与黔军交手的经验,再加上15日红军一部亦曾在松坎与川军有过交手,并击退了对方,因此,重新部署后的中共红军指挥机关并未对突破川军防线的难度给予足够的估计。1月19日,红军主力离开遵义,分三路向西北方向的土城、赤水进发。红军这时的作战计划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为此,要迅速渡过赤水,夺取兰田坝、大渡口之线的各渡河点,然后争取从川南的泸州或宜宾两地的长江上游渡江北上。不料,从26日开始与川军遭遇,接连打到28日,红军不仅未能突破川军的防线,而且伤亡惨重,损失达1500人。

土城战役的失利,使红军不得不放弃由泸州长江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改从元厚直接渡过赤水,进入川南。但入川之后,攻叙永城不克,至2月6日才得以占领珙县。而川军转瞬之间即蜂拥而至,北上宜宾的通路已被堵死,红军被迫又折向滇东北的扎西地区,以摆脱川军的追堵。红军虽然南下,目标却仍旧是北上,再加上川军和滇军这时已从北南两个方向压来,考虑到只有黔军最好打,红军因此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沿着川黔边,再渡赤水河,打回了遵义地区,并且乘王家烈部毫无防备之机,再下遵义城,还顺势重创了中央军吴奇伟一部。

对王家烈和吴奇伟部作战的成功,使红军对立足黔北开辟新的根据地一度又开始有了一定的信心。为此,红军以九军团在桐梓和遵义间吸引川军,以主力转进鸭溪试图打击位于仁怀、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然而,此役未能取得成功,红军不得不放弃立足黔北的设想,转而于3月16日经仁怀三渡赤水河,再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而红军此举再度使国民党方面怀疑红军又要北上渡江,因而调动川军和中央军等从桐梓以北地区西向,并调滇军向毕节集结,准备入川堵截。其实,红军此举只是虚晃一枪,红军西渡后突然又掉头回师黔北,于3月21-22四渡赤水河,于31日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然后先南后西,迅速通过黔西,进入云南境内,佯攻昆明后即于5月9日北渡金沙江,此后又于5月下旬抢在川军封堵的援军赶到之前,渡过了大渡河。接着,6月上中旬,从江西长途跋涉而来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与从川北根据地前来会合的红四方面军,在达维镇会师了。

当然,会师后的红军也并没有能够真正跳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由于红四方面军这时放弃了川北根据地,红军仍旧面临着在哪里立足的问题。中共中央这时因所率红一方面军兵力大大少于红四方面军,以至备受四方面军张国焘等人的挟制。因为张国焘坚持南下边远的西康等地建立根据地,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等向北接通苏联外蒙,以取得接济的主张,最终,在毛泽东的力主之下,两支主力红军会师三个月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0日乘夜秘密带领自己的数千部队脱离了四方面军,单独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