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蒋介石的左右摇摆

 

1935年12月底,陈立夫手下的曾养甫通过谌小岑找到了华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接触,以探询对方真实意图。1936年1月,即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接触之际,周小舟、吕振羽也与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的意图,要求中共及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合作抗日。而周小舟等则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中所列十大纲领提出对案,并特别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做到以下四项:1、立即发动抗日战争;2、开放民主自由;3、释放政治犯;4、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

在这次接触中,谌小岑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乃至释放政治犯等。在谌小岑拟就的书面意见中,他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诸如“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但其核心的要求还是很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必须同意1、协助联苏;2、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3、帮助蒋先生统一,后抗日。而改编改制的标准,只能是依据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的形式,把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统统“统一”到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与政权中去。周小舟在会谈之后的报告当中认为:“很明显的,他们想要借苏联的力量以要挟日帝,以作投降的条件,也即是取得奴才的地位;又要借抗日的无耻的欺骗,以完成其法西斯的统一。”这次接触,至1月下旬告一段落,毫无结果。

中共中央此时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关于“输诚”和“统一”的要求的实质内容,在李克农不久前与张学良的秘密接触中,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但它同样受限于共产国际“七大”所规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必须坚持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合作形式,因此它的对案也相当强硬。即强调: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建立人民公意的政府进行初步的讨论;对方提出取消暴动,我则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切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实行全国抗日,说明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帝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

这个时候的几支红军,几乎都处在国民党“追剿”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唯有陕北红军,不仅有根据地,而且还不断主动出击,对负责“围剿”的国民党军予以打击。仅1935年10月间,不过五六千人的陕北红军第十五军团就连续两次与这时负责陕甘“围剿”任务的国民党军主力东北军交手,一次几乎全歼其第一0一师,一次全歼其第一0七师六一九团。恰在这时,北上而来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也意外地发现了这快根据地,两支红军迅速会合一起,于11月初再次出击,一举歼灭东北军第一0九师。这样一来,整个陕北红军的兵力已达到了1.5万人左右。红军还于1936年2月下旬更大举渡过黄河,发起了东征山西的战役。后因国民党中央军的参战,又被迫退回了陕北。

陕北红军如此活跃,自然让蒋介石深感担忧。毕竟,陕北苏区紧临山西、绥远,是日本人必欲染指之处。日本军方已多次要求国民政府共同防共,借以控制中国的整个华北地区。如今红军不断侵扰山西,威胁河北和绥远,势必会给日本一方提供口实,逼迫中方接受其共同防共要求,因此,从军事上消除红军的这种进攻威胁,就再度列入蒋介石的议事日程之中。但是,由于中央军兵力有限,可以用来机动的兵力,大部还在西南协同川军等追堵川康红军。红军东征山西,阎锡山告急,要求中央军增援,何应钦即明告阎中央一时尚无多兵可调。但主要靠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的军队来“围剿”红军,显然不切实际。

其实,红军东征的最主要目的,不过是要解决人烟稀少、贫瘠荒凉的陕北所不能解决的粮食补给和兵源的问题。当遭遇强大抵抗之后,红军自然要再度退回陕北。问题是,这个时候负责西北“剿匪”的东北军也在相当程度上畏惧红军,不愿冒险去占据黄河西岸只剩下少数地方红军护卫的主力红军的出发地。蒋再三要求东北迅速打进至黄河西岸,张学良却始终不为所动。结果,当红军受到中央军和晋军联合压制,被迫退回陕北时,其西渡黄河的行动,丝毫未受到来自东北军的牵制或妨碍。

当然,张学良上述种种理由,大都是一种避战的托词。东北畏惧与红军作战,根本上是因为1935年10-11月间的惨败。张学良对此心痛不已,从此对“剿匪”军事消极处之,期望能够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正当他开始秘密与陕北红军接洽,寻求妥协法办之际,意外发现南京方面也在派人寻找中共进行谈判,自然更加强了他要与红军妥协的决心。红军成功进入山西后,在张学良的同意下,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并与李克农达成了两军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的口头谅解。张学良并在3月5日凌晨再度飞抵洛川,秘密会见李克农,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中共帮助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到4月9日晚,根据张学良的要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更秘密潜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与张学良直接进行高层会谈。

事实上,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张学良与中共秘密接触的情况。还在3月13日,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就已经发现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与中共秘密联络的情况。蒋对地方实力派为保实力而暗通红军的消息,早已见惯不怪,但他亦意识到,非动用中央军参加防堵作战不可。他当即命令岳州汤恩伯,密调第十三军第四师限期开潼关;调第一师、第二师一部及第十九师入晋,调第九十七师直运安阳为林、涉各县方面之预备队,并电令河南刘峙,调武汉第五十八师与第八十九师,派陈诚前往山西指挥;令卫立煌抽调一师北上,皆归刘峙指挥。与此同时,他开始三番五次催促张学良在陕北,乘红军主力东渡,苏区空虚,亲自督剿。蒋介石的计划很简单,红军在山西无法立足后,只能有回陕西和去河南两途,如今河南已部署中央军严密封堵,张学良、杨虎城若能封锁黄河,不使红军回渡,则红军必无处可去而被全歼。

然而,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就在4月9日夜,张学良已经秘密地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在陕北延安进行了会晤。张学良明确表示:红军目前经山西出河北太早,最好争取出绥远,以绥远为根据地,靠近外蒙古。红军如果担心黄河西岸的根据地,可在关中韩城高潮牵制杨虎城部,在陕南向蓝田、雩县活动,威胁西安,使他有借口拖延东北军的行动。到4月下旬,张学良的态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开始设想必要时反蒋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蒋介石的封堵黄河西岸的计划是不可能被执行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虚与委蛇,使蒋介石决心在晋西或陕北“剿灭”红军的计划完全无从实现。不仅如此,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还开始联络红四方面军和贺龙、萧克所部,召其北上,并挥师西进以迎,试图共同打通国际路线,以接取苏联援助。

其实,蒋介石这时也并非不想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中共问题。比如,他就想到“祸水北引”这一着,想让红军到外蒙古边境去导火日苏冲突。当陕北红军在中央军和晋军联合进攻的压力下不得不于5月初退回到陕北地区之后,蒋就一面继续指挥中央军越过黄河跟进追击,一面则重新对政治解决方案开放绿灯。在5月15日曾养甫与周小舟的秘密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四项具体条件,即:1、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2、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3、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4、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进入3月间,蒋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避免与日本新上台的强硬派冲突的外交谋划之中。一心希望这些强硬派能“促成倭俄战争可使其关东军向俄挑战”,认为这样中国就可以奉行“中立原则”,进而在“不妨碍倭之抗俄程度之内与之谈判”了。随后得知日本有对苏联实行强硬方针的消息,蒋更是倍感庆幸,相信如此则日本必对我“渐变和缓”,从而使我获得“唯一难得之时期”。据此,蒋介石甚至又开始怀疑联俄之必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于25日得知日本又在向华北增兵,自然大惑不解。他虽然暗中希望“此其为倭俄作战而在华北布置之准备”,却又自觉不甚合理,于是整夜“心烦不定,夜不能眠”。蒋终究不相信日本真的会放过苏联而把矛头对准中国,因此仍旧希望能够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到苏联那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