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九章 抗战开始后的妥协与摩擦(1)

 

军事合作与政治防范

国共两党围绕着红军改编问题的艰难交涉,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彼此之间的强烈防范心理。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心理却很少直接表现在军事关系上,特别是在前方战斗部队当中就更是如此。换言之,就对日作战而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始还是能够认真贯彻蒋介石和其顶头上司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的意图和指令的。最能够证明这种情况的,就是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役。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一二0师8月下旬先后出动,一一五师9月5日由侯马车运山西原平,准备依照蒋给八路军的第一号训令,出至涞源、广灵、灵丘地区,不意连日大雨,铁路又遭轰炸,推进受阻。由于刘汝明和汤恩伯部10日退出阳原、蔚县,日寇跟追占领,威胁到一一五师预定前进地区,但该师依旧依照原令出至灵邱境内。9月20日,蒋发布第二号训令,要求“第八路军速进出涞源、蔚县,击破该方面之敌”、“第二战区以主力固守晋北现阵地,以有力一部协力第八路军之攻势,另以一部固守集宁”。当时,一一五师尚未进入涞源、蔚县,日军已突向平型关,第二战区被迫组织平型关战役,阻扼日军推进。

朱德接令后,当即电令林彪率一一五师兼程赶赴平型关北侧进攻之敌的侧背,准备加入战斗。25日晨进入阵地,9时许,原准备配合平型关正面守军夹击关前进攻的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部分兵力,却发现头一天运兵至关前的日军两个汽车中队开始返回灵丘,进入关前沟口;而几乎同时,从灵丘县城南来运送补给的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的辎重大队,也由相反方向从另一头进入关前山沟。八路军一一五师据此临时改变部署,在平型关前的山沟里设伏击敌。几个小时后,一一五师两个团全歼了敌辎重队,并重创了敌汽车队,烧毁汽车74辆。同时,一一五师还与从关口回援的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4个中队步兵展开战斗。当晚9点,一一五师已将关沟、辛庄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并将东跑池以北之一八八四高地占领,敌陷入我军包围之中。因为平型关守军与一一五师之间缺乏电讯联络,国民党军未能配合作战,而仅靠一一五师也无法吃掉该援敌。一一五师坚持到次日凌晨,才悄悄撤出了战场。不难看出,尽管这次伏击作战两军配合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八路军明显的是按照作战命令并积极贯彻蒋、阎的作战意图的。

正是因为国共两军初战合作顺利,因此,阎锡山这时还将与八路军相邻部队交予朱德辖制指挥。在随后的忻口战役时,八路军亦遵命担任拦阻日军的任务。如一一五师在山西省平定县南广阳至松塔间之伏击作战,一二0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的伏击作战,一二九师在平定县城以东七亘村和昔阳县以南黄崖底的伏击作战,都是积极执行第二战区指挥的表现。这种情况影响到这时国共两军上层将领之间的关系一般也较为融洽。朱、彭等经常向阎锡山和南京军委会提出作战建议与设想,而国民党将领亦比较重视八路军的装备武器补给等问题。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就对八路军印象颇佳,因此对朱德等所提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的建议深感兴趣。同时,他亦对八路军作战两月,兵员损失和武器老旧等问题颇为关心,故代为转报蒋,请予通融整补。

当然,与军事上的合作相比,国民党在政治上对共产党的防范心理,依旧起着主导作用。抗战刚一爆发,时任第三十六师长兼西安警备司令的宋 希濂就有电报给蒋介石,力陈自“剿匪”军事停止以来,中共“利用时机整理训练,发展组织,扩大宣传”等种种情况,称其“言论多系宣传赤化”。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表不久,戴笠也向蒋通报称:“中共密电各地高级干部八点,其最要者为在国民党中央未实现民族统一战线与政治未达民主化以前,各地共产党员不得参加任何行政机关及各种委员会之组织;共产党在苏区及游击区应绝对保有领导地位。”蒋鼎文更是不止一次地电告蒋介石说:“朱、毛部队虽已大部开出,就职观察,一切绝对无诚意,不过藉此扩张其势力。”“查共党表面虽为归顺中央,一致抗日,然自始至终毫无诚意。派往之政训副主任、高级参谋,则绝对拒绝派往。”

蒋鼎文这里所说的政训副主任及高级参谋等问题,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摩擦的最初表现之一。由于蒋介石始终想要监督和控制中共军队,因此坚持要向八路军各师派驻高级参谋。而这些所谓的高级参谋,大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别动总队康泽手下的高级特工人员,是以监视八路军为任务的。侦知国民党方面的企图后,中共自然会极力阻拦这些人员,而这种阻拦又极大地刺激了国民党人。

更让国民党人感到不安的,还是中共在原属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内渐形扩展其影响。戴笠发现阎锡山利用牺盟会和公道团人员替换山西各县县长,“实则各该团之主要干部,大都多左倾,不啻为共党建立政治基础。苟太原一旦失陷,则山西政权必立即完全操诸共党之手。”总而言之,尽管1937年9月蒋介石公开宣布了“开诚接纳”共产党“共同奋斗”的态度,但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对共产党的怀疑戒备依然如故。

1937年11月底,原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等中央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促使中共中央开始对前此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检讨。中共中央随即决定对国民党过于防范的一些做法,包括主张在各边区名称及长官人选方面作出让步,同时允许派驻联络参谋,不拒绝国民党派团参观边区,对于区域要求也以保证边区安全及需要为主,不着眼于扩大。由于这时中国抗战正处于困难阶段,需要苏联直接援助的呼声甚高,王明恰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一心希望取得苏联直接援助来抗击日本军队的蒋介石对于王明的驾车颇为重视。他接连向延安发出邀请,请王明前来武汉晤谈。12月20日晚,王明、周恩来等在武汉与蒋介石见面。12月26日,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国共两党成立“两党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

蒋介石利用共产党推动苏联出兵不成,自然就更加担心持久战争中共产党割据壮大的危险,认为必须找到一种办法能够使共产党真正纳入到其党统和法统之下。他这时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设法劝说共产党同意组织上两党合并。他声称:1、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尤对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任何人不能修改或反对;2、对各党派亦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融成一体;3、对一党政权之说亦不赞成,仍主张延请各方人士参加政府;4、对《扫荡报》等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蒋介石特别举例说,像共产党就可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对于这一点,周恩来的意见是: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两党之间的问题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2月10日之后,因蒋介石的直接干预,国民党人关于取消共产党的议论和宣传暂时告一段落。27日,中共中央也开始召开专门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党关系的解决办法。显然 ,一个大党的主张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2月底3月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显然倾向于“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3月24日,王明等以中共中央名义致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此一设想。共产党人此时所主张的民族革命联盟,与国民党人“融为一体”的组织形式,其实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蒋介石这时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讲:共产党不仅应当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且必须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国民党是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唯一大党。不仅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本党,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须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