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九章 抗战开始后的妥协与摩擦

  国共摩擦升温与防共办法出台(下)、 局部“剿共”与危机初起(上)

 

中共军事力量所有地区一年增加数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紧张。为阻止八路军进一步扩张,蒋曾下令不许部队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在河北有相当人望的鹿钟麟担任省主席,设法逼八路军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西安行营更召集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委任的县长联席会议,要求他们大胆组织保安队并行使权力。如此种种造成许多摩擦,却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

12月下旬,眼见国民党在各地捉人及阻禁中共活动的事件骤然增多,中共中央通过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向蒋请求根本解决华北指挥关系等问题,并通过周恩来向蒋说明“各地反共捉人事”,要求蒋予以查处。蒋介石自然认为所有责任均在中共行动越轨,故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态度。他在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各边区土匪之充斥以及兵役制度之多纠纷,皆应确定切实对策,以消弭殷患。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初始就基于共产党迅速发展的现实,集中检讨国民党自身的种种不足。蒋介石在大会上不仅公开提出要共产党取消组织,统统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来解决共产党问题,而且在内部更明确主张:对共产党必须“以严正的态度来教训管理他”。他说:“共产党捣乱是必然的,民国十五六年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共产党对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意,他所以要和我们合作,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共产党是讲斗争的,你见他就怕,他格外要得寸进尺,正中着了他的希望。假如你拿出了有进无退的革命办法,来对付他,他便赶快缩回了去。”如何才能拿出“有进无退的革命办法”来“教训管理”共产党呢?这个问题在会议上引起相当一部分代表的反响。

但是,仅仅在会上交流与共产党斗争办法显然不不够的。根据大会代表们的要求,并经蒋同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很快起草并拟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与会议刚一结束即迅速下发执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有进无退的革命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学共产党的做法,用严密的组织手段来对付共产党。《办法》提出了“积极”和“消极”两种办法。“积极”办法就是要调动各地党政机关,全面加强对学生、民众及其群众团体的引导和控制,对异党活动最烈的地区,更“应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至于“消极”办法,就是要求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活动要严格防止,如“任何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等。

有国民党中央的指令和拟具的办法,各地各机关国民党自然闻风而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会拟具的《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最高原则》、《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等秘密文件,主张“不宜全般破裂”,但“赞成各地方之局部斗争”;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拟具《战区党政军联席会报组织办法》,要求各战区及各省,均要组织战区(省)党政军联席会报,以便对中共问题之处理能做“力量集中,行动统一”;国民党宣传部拟具《纠正共党不法行为宣传办法》,明令封锁国共军事冲突消息,不许刊登共产党方面关于各地惨案之调查报告;战地党政委员会拟具《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提出动员国民党人以秘密方式深入共产党控制地区,发展组织或分化破坏异党团体。另外,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等还分别拟具了《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活动情形及本党之对策》、《防止异党后运方案》等秘密防共文件。

为了在宣传上造成声势和取得各界同情,国民党各地党部还迅速着手搜集资料,编写也一系列揭露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阴谋”与“暴行”的小册子。如《共党阴谋及其对策》、《河北省四十三县八路军暴行实录》、《共党二年来在各地破坏抗战之非法行动纪实》等。依照国民党人在华北地区的调查,据说从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八路军与国民党方面较大的冲突就有数十起,这一年零星被消灭或打死的国民党人,仅有名有姓的士兵就有742人,连同军官和其他党政人员共有1026人。

局部“剿共”与危机初起

国民党中央推动各地及各党政军机关拟具防共办法,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已经充满摩擦的国共紧张关系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人的防共措施明显地由一般性的查没报刊、封闭社团、逮捕人员,急剧地走到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武装驱逐对方军政人员的地步。让国民党人深感头疼的,还是共产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国民党推行防共限共政策的结果,就是国民党自己吃亏了。在山西,阎锡山抗战初期为改造旧军队依靠共产党人的帮助组建了新军,不想新军建成却渐渐八路军化,阎自然早有夺回新军恢复权力的想法。随着国民党中央发出防共、限共文件,阎锡山一度试图以武力夺回其失去的对新军的控制权,结果引发晋西事变,新军在八路军秘密支持下,占据了晋西北,大部公开脱离了阎锡山的统辖,事实上成为八路军之一部。

而在河北省,省主席鹿钟麟1938年9月到任后,即通令取消共产党人主导的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并另行任命各县县长。由于河北民政厅长张荫梧另有背景,也乘机自行任命,日伪也在拉锯区任命县长,这就使两行署范围内一个县一下子开始出现了两个甚至三四个不同背景的县政府,相互之间自然要发生强烈冲突。鹿钟麟随即利用张荫梧、乔明礼的民军,和受命陆续调入河北的国民党正规军,与八路军进行对抗,并要求八路军归还第二战区。为达到河北以我为主的目的,八路军经统一部署后,于1939年4月下旬起开始集中兵力,对国民党各部队实行各个击破。几个月连续作战,使国民党在河北的军队,不是惨遭歼灭,就是被赶出河北地界。

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干部上书蒋,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倭、汪为我绝对之敌,中共则横陈于敌我之间,其所处形势,比倭、汪尤难对付”。该函建议,鉴于当前局势,似应本各个击破之法,划清国共两军合作界线,即“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发表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抗战胜利后,我可根据华北人民之请求,单独处置中共,并可乘东四省之极度骚乱,相机收复全部失地”。据此,他们提出:目前应“先成立一肃清黄河以南中共势力之计划案,以八路军及新四军完全调赴该战区为条件,发表朱彭为冀察战区总副司令和冀察两省府主席,其不服调动者,即认为贼匪,一律剿灭之”。

进入1940年以来,国共两党明显地进入到针锋相对的时期。中共中央通过将近一年的反摩擦斗争,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通报说:“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高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菏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因此,中共中央更加雄心勃勃地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