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章 皖南事变及其善后

   苏北冲突与军事解决方案的出笼(上)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从皖南事变开始。在此之前,两党纵有摩擦冲突,仍属局部问题;在此之后,双方剑拔弩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至大规模内战,实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然不了了之,但双方关系已经难以修复。一方面,蒋介石下令解散了新四军,而共产党则我行我素,继续高扬新四军旗号,充分显示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彻底独立于国民政府的指挥系统;一方面,国民政府不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经费,促使共产党另立银行,发行边币,自行收税,再不与重庆发生请示、汇报关系,更是在政治上全然脱离了国民政府的管辖。

苏北冲突与军事解决方案的出笼

国民党内以武力清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开始占据支配地位,是在1940年秋国共两党关于划界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月,要求黄河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按照7月16日“中央指示案”的规定,开赴旧黄河以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11月9日发出电报,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军令部随即迅速在何应钦、白崇禧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蒋介石这时的基本目的,只是想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旧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去,而采取军事手段根本解决问题,并非是蒋介石这时想要达到的目的。故军令部呈文最初到后,蒋一直拖着不签。而这个时候,中共方面也正在为皖南新四军军部北移问题伤脑筋。这是因为,新四军北渡,通常只有两条路线好走,第一条路线直接由泾县向北,于铜官和繁昌间北渡长江去皖东,是为北线。但此线有两大障碍,一是沿江为日军控制;二是江北为桂系控制,而江北皖东地区又恰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活动区域,桂系正集中部队加以“清剿”,对江南部队北渡无疑会极力阻击。第二条路线是由泾县往东,经苏南转经浪溪、溧阳、武进渡江,去苏北,是为东线。此线因经过苏南新四军活动区域,而且渡江后即进入新四军苏北黄桥根据地,较为安全,惟宣城至浪溪一带为第三战区国民党部队驻地,有两师兵力之多,要走此线必须得到第三战区的同意。

显然,最理想的方案就是走东线。这一方案最初也得到了第三战区的同意,当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就派出北移先遣队1700人,经过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和一0八师驻地,由苏南实现了北渡。但是,第三战区允许皖南新四军从苏南北渡苏北,并非想要两支新四军合为一股,而是要新四军进一步再从苏北向北移过旧黄河河道,去冀察战区。此前10月间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对韩德勤部发动的黄桥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坚持苏北敌后的主力,已经极大地刺激了国民党军事高层领导人。只因蒋寄希望于江北新四军仍能遵命限期北上,故对黄桥战役没有公开做出反应,且未禁止皖南新四军继续走东线。然而,曹甸战役的爆发,使情况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曹甸战役的发起——是因为霍守义师从山东进至苏北沐阳地区,直接威胁进至淮阴、涟水以北的黄克诚部。为避免黄部受到以兴化为省府的韩德勤部和霍守义部的夹击,刘少奇等人决心要夺取兴化与淮安之间的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河,彻底解决韩部,使黄桥根据地北扩至射阳以西与运河之间。此一计划虽经毛泽东反对,决定保留兴化不打,但其到底直接威胁到兴化,会阻断苏北国民党军与皖东、鲁南国民党军之间的联系,因此不能不激起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应。

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三天后,军令部就做出激烈反应,要求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而军政部长何应钦则进一步批示称:“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曹甸战役并没有达到消灭韩德勤主力的目标,新四军反因伤亡甚大,被迫撤出战斗。但受到此一作战影响最大的,则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因为北移路线只剩下北线可走,从而极大地增加了新四军北移的难度。新四军政委项英得到此一消息即深感不妙,在他看来,原地北渡,鲜有可能。因“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北渡即不能渡,势将进返两难。毛泽东并非不知道皖南新四军北移困难重重,但他根据各种情报,相信继续留在皖南,部队的危险更大。因此,从12月初起,他就坚决主张部队要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两路,即由铜、繁间北渡的同时,争取分兵经苏南渡江。毛虽再三催促,项英等身处险境,左右为难,始终担心部队受损,对北移路线拿捏不定。

事到如今,国民党方面也开始加紧“剿共”军事部署。12月7日,蒋介石正式批准军令部报批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他仍旧表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惟须“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8日,何应钦等致电朱、彭、叶、项电,重申前令。蒋介石则于9日亲下手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务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次日,蒋更进一步明令顾祝同:“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十二月三十一日)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由于蒋介石的手令具体规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北移的的时间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第二天就以“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为由,再度呈送《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求批准。与此同时,军令部次长刘斐也报送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谈话要点,说明周、叶对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全无具体答复及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同意开过长江,其用意也在增厚鲁苏方面该军之实力,故“尔后除按既定计划,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之谈判,似无继续必要”。针对国共关系现状和蒋介石、军政部、军令部所作部署,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会这时也相应的制定了《对特种问题党政军联合行动纲要》。

这些情况表明,国民党军事高层这时在用军事手段达成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态度要比蒋介石更为急迫,也更为强硬。正是他们强烈地催促着蒋早下决心,早做准备。手令既下,时限已定,已成骑虎之势,蒋介石继续硬着头皮往前走。12月10日之后,蒋正式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要求。但从整个抗战大局考虑,他这时的态度与部分军事领导人仍然略有区别。如,就在上报针对新四军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同时,蒋介石却仍旧力主尽可能避免采取军事解决的办法,强调:“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

蒋介石这时的担心,除了军事上尚无十分把握以外,更主要的还是不想因此造成两面对敌的局面。为此,在他批准军令部的作战计划后,不能不高度关注苏联方面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中共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政策,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苏联的意志。而苏联与日本这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相当友善,因此他多少有些安慰,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同意军令部所报《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主张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而对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也希望一旦战事爆发,应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