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一章 国共两党攻防态势的转换

 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下) 

 

基于上项,该意见书认为,“如须商谈,则应以下列原则为基础:一、中共不应有军队,其军队须由各战区长官各就驻在于战区内者,切实点验,并指挥作战,不得再自立系统及保留变相武装;二、中共不应在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其各地非法政治组织须一律取消,由各该省府派员接管,恢复原有行政系统及区划;三、以上两项办到后,始可予中共合法地位。”当然,以上意见在国民党当权者中也并非都认为适当。至少在蒋介石看来,这时仍应有折中的办法。要蒋召开的干部会上,张治中等认为党和政府两项应该可以考虑,军队不能编太多,驻地必须限期开动,然而多数干脆认为,共产党方面所提四项条件与中央希望相距较远,没有讨论余地。一些人更主张提出整个解决方案,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小组会最后决定,仍以《中央提示案》为基础,军队移动问题必须解决,且正式谈判仍由何、白出面主持。

国民党方面坚持要照《中央提示案》解决问题,并且必欲限期移动军队,显然出乎共产党人的意料之外。看来,共产党人即使以自己的让步来使谈判取得进展,如表示愿意在军队数目上减少一两个师来进一步表示诚意等,但这种让步绝不是这时的国民党人所能够接受的。据报,国民党特别会报年内工作计划,仍以肃清中共黄河以南部队,肃清大后方隐藏分子,加强自首运动为主。显而易见,国民党高层中赞成采取强硬态度者仍占大多数。而随着何应钦出访印度,国民党方面再无主动接触之表示。其特种委员会并通过决定,强调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不宜解决问题,一切留待以后再说。故3月何应钦虽然回到重庆,也在28日接见了周恩来和林彪,却丝毫没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就连周恩来等试探着提出是否要以《中央提示案》作为讨论基础,何也不置可否。

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注意到自1941年以来,中共在敌后处境异常困难。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摩擦作战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再加上日军这时停止进攻,蒋判断日本有进攻苏联的计划,美国军援的规模越来越大,国民党的军力反而大大增强,因此,包括蒋介石在内,都自觉不自觉地幻想着寻找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问题。两个月之后,这个机会似乎就来了。

5月22日,作为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这一消息使国民党人受到极大鼓舞。此时,蒋立即提出,应争取使共产党“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张治中据此与周恩来、林彪谈话,委婉劝说中共交出军队。而胡宗南则已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密令各参战部队准备于7月9日发起作战,攻占囊形地带的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得到情报,朱德直接致电胡宗南发出警告,中共中央更是将此视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又是开大会,又是发通电,公开抗议国民党准备袭击边区。由于引起英、美、苏大使的警告,蒋不得不令胡停止行动。

这一时期的国共摩擦,除了共产国际解散引发国民党军事、政治攻势和共产党反宣传的一个热点以外,还有另一个热点,那就是围绕着蒋介石公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中共中央公开进行的批驳宣传。蒋的小册子是四五月间面世的,中共中央最初并未做公开批判的准备。然而,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发动政治军事攻势,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团体致电延安,要求解散中共,毛泽东马上把蒋《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同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联系起来,指示秘书陈伯达撰写署名文章,进行政治反攻。

7月21日,毛泽东电告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称:“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为此,毛泽东要求董收到此文的广播后,要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至8月11日,毛泽东仍在组织批判将《中国之命运》的各种文章,“拟于八、九月间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

中共中央这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的批判火力,指名道姓,痛加斥责,毫不顾及其权威与颜面,依蒋之性格,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容忍。问题仅仅在于,抗战期间,前有日寇,后有美国,虽敌友有别,却都得小心应付,不能凭一已之爱憎而鲁莽行事。因此,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开幕前后,蒋几乎每日都在盘算如何就中共问题表态及决策。9月1日,蒋指示军令部长徐永昌“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中共”的军事方案。9月3日,他告诉陈布雷和王世杰称:“应由军委会或政治部正式宣布共匪之罪状,使中外人士皆能明了其奸谋,如此则共匪自绝于国家,不能再借抗战名义以眩惑世人矣。”

8日,蒋下定决心:“对共不用武力讨伐”。9日,蒋召集文武干部协商十一中全会关于共产党问题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内容,系一面暴露共党种种罪行,一面表示取消第十八集团军番号并以方法防范共党之叛乱。后经过讨论,蒋决定删去草案中取消共军番号及封锁共党一段。11日,蒋邀约国民党高层干部谈话,明确表态称:“中共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战,以破坏我抗战局势,减低我政府威信,丧失我国家在国际之地位也。故彼策略在激怒我,使我不能容忍,用兵向彼进攻。”而“一经用兵,无论胜与不胜,则彼之目的达成,故应采取守势,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为宜”。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蒋介石的谈话,显示出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国民党公开的反共社论及要求中共解散的各地通电也销声匿迹了。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国民党参政员谈话会上唱高调,批评了所谓一党制决不可变的观点,声称非有竞争不能保持党的革命性。“本党以外如无他党存在,则久而久之,本党必腐化,以至崩溃,其影响将不堪设想。”10月2日,蒋介石请王世杰向董必武询问改善目前国共关系的方法。董当即提出两点:一、中止相互攻击;二、放松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与封锁。毛泽东并要董必武告诉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国民党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