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国民党的内敛与应对

 

利用谈判来争取舆论和美国政府的同情,也是国民党早已拟定的目标。在刚刚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显示中央“诚意”的提示案,宣布允许中共编四个军并照现在区域划定陕北行政区之后,蒋介石即劝告已经来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相信:“1、中共无意与政府再谈判解决纠纷;2、中共已放弃对日作战任务,展开夺取政权之阴谋,并企图乘国难时机,完成其必备条件;3、中共展开之阴谋,非一孤立问题,而为国际共党世界革命阴谋之一部,有既定之步骤与预定之目标,非到达终点,不半途废止;4、政治谈判与军事行动同为共党争取利益,达到目的之手段,决不以政治谈判予对方为解决纠纷之途径;5、除非国民政府统治中国之政权交其掌握,则纠纷永无止境,而内战难免爆发。以此,吾人对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法,认为须重新考虑,由谈判妥协之决策,已失时效,而非对症之药。”他甚至断言,国民党之所以“士气沮丧,军事失利,均因政府不予中共以严厉制裁,反与谈判而起。

对照蒋介石10个月前生怕动用武力而中了中共激将法的日记,可知此时蒋已再不忍耐。他在日记中痛斥“此时共匪之气焰嚣张极矣“。只要美国表示同情,蒋势必决心对共产党施以军事打击。但无奈华莱士对蒋介石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反力主调和,且对中国共产党不无好感。这种情况意味着蒋介石争取美国政府理解的努力仍旧一无所获,仍得与共产党继续周旋,争取舆论的工作还得继续做。

这时,蒋介石对共产党已完全束手无策。对内政治解决毫无希望,对外无以对付“无孔不入”之共党国际宣传,美国方面又处处干涉,坚决要派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蒋虽多方反抗,但为借此抵制美军方要为八路军分配军援之动议,最终仍不得不屈从就范。以蒋之个性,他显然已忍无可忍,以至于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设想破釜沉舟之计。1944年8月,他秘密条谕胡宗南,详尽“指示进取延安匪巢及围剿陕北奸匪要旨”。

蒋介石如此,共产党人也在准备采取一种更为激烈的对策。正当国民党密谋利用9月召开的参政会全面公开谈判过程,以显示政府之“光明磊落,开诚相与”,指责中共毫无诚意之际,中共中央也在准备对国民党发起致命的攻击了。还在5月中旬提出新的条件之后,中共中央就已经在相当尖锐地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是,要根本否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又不给人以共产党想要根本推翻中央政府的印象,避免损害国共之间统一战线的基本关系,对于当时的中共中央来说,还是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恰在这时,传来了美国人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与提议,它显然适合中共中央谋求以新的统一战线形式替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需要,因而迅速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斗争口号。

考虑到蒋介石对自身地位的过分敏感,美国政府提出联合政府的构想,更多地还是从军事方面养眼,建议立即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组成一个有职有权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或联合最高统帅部,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解决目前军事方面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最早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在8月13日。周恩来这一天就国共谈判发表公开讲话,一面继续表示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一面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必须放弃一党统治与限制、消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9月1日,毛泽东第一次将联合政府问题提到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上进行讨论。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提法很感兴趣,但最初并非毫无顾虑。就在几天之前,即8月23日毛泽东与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第一次长谈时,他就已经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了,但他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他只是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不合法,断言蒋介石的主席地位也只是一个政党的仅仅90个特殊党员举手举出来的,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提出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必须改组而已。

中共中央最初的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它这时对国民党的态度,一方面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争取自身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仍旧要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这样一种策略的确定,必须适合于自身的实力,右了达不到目的,左了又难免激怒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甚至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考虑到国共两党这时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在直接提出与国民党联合执政的问题上最初还是有所保留的。正因为如此,他在决定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帜时,表现得十分谨慎。事实上,中共中央未尝没有过与国民党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想法。但如今这样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呢?一向自大主义十足的蒋介石,是否能够接受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事实呢?很明显,注意到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和美国政府的干预,中共中央这时已确信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

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林、董等提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

9月12日,鉴于决定在15日的参政会上,由国共两党代表就谈判问题进行报告。王世杰考虑到上一届参政会何应钦报告指责中共,国民党参政员群起攻击董必武,导致董当场退席的教训,“力向蒋先生言,林祖渠十五日在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时,本党参政员不宜发言,以共党参政员仅二人,我如以人多言激之形式逼之,将失第三者之同情也。蒋先生深以为然,并予本党参政员以甚严之指示。”蒋甚至内定,由参政会主席团提议,组成部分参政员,组成中立性质的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提出解决中共问题的建议。

9月15日,林伯渠利用报告国共谈判的机会,公开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国民党参议员因为有蒋令在先,未做任何激烈表示。“最后,主席团提议组织延安视察团。会场除中共参政员林、董二人外,均举手赞成。”而蒋介石在次日的讲话中,亦委婉地回应林伯渠的主张,说明政府已有实施宪政决心,并准备提前推行。由于对此次参政会采取了相当开放的政策,会议发言、提案等,不论拥护或批评,均公开透明,刊布于报端,因此,林伯渠的报告亦没有能够造成中共中央预期的轰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