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二章 抗战结束前后的和战选择

   重庆和谈和平无望(下)

 

毛泽东、周恩来等于28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这一天中午,蒋还在召开会议研讨对谈判的策略,而国民党中央联席会报秘书处根据蒋介石“军事绝对统一,政治尽可能宽大”的原则,进行细密讨论,却已得出如下判断和意见。关于毛泽东来渝的动机。与会者判断:一是中苏同盟友好条约即将公布,此约公认国民党领导之政府乃中国唯一之政府,中共梦寐以求造成波兰第二或南斯拉夫之铁托政权,仰赖苏联支持以冀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迷梦,完全打破。二是朱、毛最近通电与致各使馆说贴,造成国际舆论强烈反感,适足说明中共所称发生内战之责任,实在归于中共,而非国民党。从而更说明,中共之能制造内战之因素,其症结乃在中共自己有军队而与各国政党迥然不同。三是朱、毛通电,引起举国民众愤懑与反对。四是中共此次举动,使昔日与其相呼应的各党派,亦不敢苟同,形成孤立状态。五是对收复区之接收办法,美方明言绝对支持国军,应以蒋委员长所派人员与军队接收为有效。六是中共自忖本身实力大不如我。七是中共尽管气焰高涨,而我领袖始终宽大容忍,不能不被软化。

对于毛泽东来渝后之具体谈判条件,与会者建议:关于军事者,1、所有中共部队应交给政府,听候整理;2、即日起所有中共部队对国军及地方团队停止敌对行为,就地听候命令;3、对中共部队之整理,以总裁前所提示组织三人委员会之原则为根据;4、军队整理之数目、配属驻地、人事等,均由委员会合理处置,惟其整编之数,不妨量予提高。关于政治者,政府方面可请放弃训政时期之党统政形式,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采用控制从政党员之方式,即以行政院为类似责任内阁之组织,行政院长对党负责,在宪政实施之前夕,行政院长由我党常会选定,请国府主席任命之。一切大政方针只是在表面上决定行政院。因此,行政院可设不管部部长二、三、四人,由共产党及各党派或无党派者充任之。如此,一使反对党可实际参加政府,二在英美人士看起来,我确实已放弃党治,而趋于民主体制。等等。

上述意见涉及许多方面,蒋的意见却很简单。29日,蒋明确指示,不拒绝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惟所有谈判必须依照以下三原则进行: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当天傍晚时分,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初步接洽,商定此次谈判应行解决的问题有三:1、和平建国大计,一般原则由蒋、毛直接商谈;2、目前紧要问题,如受降、进兵、处置伪军等;3、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及民主自由等。双方商定,最初三四天为非正式交换意见,9月4日以后转入正式会谈。

2日晚,蒋设宴招待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并与毛进行交谈。蒋与毛谈话时,特地慷慨地提出中共可编十二师,并允许中共在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时,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不意,第二天上午王世杰等再与毛商议时,毛泽东却提出了一连串国民党人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毛泽东的建议除了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外,基本上都是过去提出过的。如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必须重选;废止现行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给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同时,毛明确提出:“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对此,王世杰当地即表示不能完全赞同。称自由问题原则上可以考虑;释放政治犯政府亦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名单,惟不必写入共同声明;党派合法问题似宜慎重,因怕小党林立;“解放区“一词不能赞同,此点或可改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和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至于军队问题,王世杰重申蒋关于十二师之议,并提醒毛泽东说,政府已于最近裁去八十余师,中共军即编为十二师实无可能。至于北平行营由中共将领主持问题,王世杰干脆拒绝,只同意军委会中可有中共将领参加。

当天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依据中共中央原定的“目前紧急要求”,提出11条书面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其主要内容包括:赞同实行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的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要求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重划受降区,中共参加受降工作;结束党治,实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召集党派协商会议,以讨论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和民主实施纲领等问题;中共军队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师并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设北平行营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由中共推荐;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中共并应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不难想象,毛泽东和中共代表提出的上述要求,会使前一天还在为自己的宽宏和妙算得意的蒋介石何等恼火。他得到国民党代表报告会谈情况后,当即大发雷霆,怒不可遏,要王世杰连夜向毛泽东表示难以接受。蒋当天晚上则怒气冲冲地在日记中写道:“在此成人欢腾之胜利日,而共毛之态度又变,要求无厌,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惟有赖上帝之力以成全之。痛心极矣。”

次日,即9月4日下午,国共两党代表开始会谈。双方围绕中共的11条激烈争论,不得结果。这时谈判分歧的关键,其实还是在军队数目和划定中共管辖的区域问题上。国民党坚持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以商量,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但不能要求政权,形成割据状态。9月20日,蒋见谈判仍无结果,忿忿然写道:“目前最重大的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此。”次日,蒋明确告诉赫尔利:“军额最大限为二十师,如其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能再谈矣。”

其实,在这个时候,国共双方对谈判的前途都不抱幻想,因而都在利用谈判来争取实际利益。中共中央军委即明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9月上旬山西上党战役的发起,就是这一命令的直接结果。同样,国民党军事当局也希望借重庆谈判之机,加紧完成部队的调动与部署,好占据各地交通要道和战略要点。为此,其军事上的进攻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更加猛烈。

不过,对蒋介石来说,这个时候最麻烦的还不是华北,因为华北毕竟还在政府军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接收的范围之内,国民党军也正在全面推进之中。麻烦的是在苏军占领下的东北地区,因为已有情报显示,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皆由俄军占领后让给中共,由陆路通往东北地区的主要通道,基本上已经被中共军队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