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三章 战后国民党人的反共困扰

   “一二一”惨案经过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争夺华北和东北的斗争演化成为公开的军事冲突,国共两党在后方宣传与反宣传、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斗也日渐激烈。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地反映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中,随着中共地下组织在学生群体中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各级党政军组织也越来越反应激烈,终于形成了战后“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学生运动越压越大,而国民党内部却渐起分化。云南“一二一惨案”的发生和处理经过,就相当典型地折射出战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问题上两相较量的情况。

“一二一”惨案经过

云南长期在地方军阀龙云的控制之下,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它事实上也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不仅如此,龙云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还在于他在1941年香港沦陷以后,大量接收由香港撤出的左派人士,逐渐把云南变成亲共左派分子的庇护所。这些左派人士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扩展影响,使大批青年学生转趋激进。随着抗战接近胜利,国共两党围绕着政治民主化问题的争论日渐公开化,昆明学界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的言论更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

1945年4月20日,何应钦就曾致电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等,通报西南联大有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爆发学潮的危险。蒋介石对此态度极为严厉,迅速指示各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及各校校长,严禁任何旨在酿成学潮的言行。然而,由于龙云当政,国民党中央的意志不能有效贯彻。教育部长朱家骅以“极密”方式分发给各校校长的密电,当天就被一中学校长在西南联在的演讲会上当众宣读,从而引起全场上千学生的极大愤怒。中共云南省工委利用在学生中建立的民主青年同盟及在其影响下的昆明各大中学校社团、系会、级会骨干,展开了对抗行动。经民青支部等组织动员,以五四运动周的名义,组织了各种集会,左派教授如闻一多、吴晗等应邀大讲反独裁、争民主的问题。由于受到龙云掣肘,时任昆明防守司令的中央军将领杜聿明没有能够对学生集会实施“断然严厉之处置”。但是,坚信一党独裁理念的国民党人面对反政府的学生不能实施打击,这使得在昆明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大为愤怒。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于10月初下令,用武力强行解除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由中央军全面接管龙云所部的防务。

龙云下台之际,国共两党领袖正在重庆进行和谈,举国瞩目,盼望彻底结束战争,改组政府,使国家能开始和平建设。昆明各大学中教授、学生对此也高度关注,举行各种集会和演讲。不意谈判结束不久,内战先是在华北,接着又在东北开打。经历持续八年的抗战之后,重开内战,这不能不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当时,中共宣传上取哀兵政策,学生们眼中的国民党又原本强势至极,战后不仅毫无检讨内省之意,还公然以武力逐走在云南学界口碑较好的龙云,这就在舆论上更加处于不利地位。尽管中共云南省工委已被迫隐蔽起来,与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联络的电台也已撤退,但在此种情况下仍旧秘密指导下级支部在昆明各大学里鼓动学生响应中共南方局发动的反内战运动。

1945年11月24日晚,联大支部经民青支部,在学联的组织下,由联大学生自治会与云大、中法、英专三校学生自治会共同决定,次日晚7时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反内战时事讨论会,邀请若干教授演讲。当晚,李宗黄即得到消息,紧急召集了省党政军各机关首长商讨对策。李宗黄等本来就极端厌恶龙云纵容民盟等亲共势力的做法,上台伊始,当然不能听任类似的事情继续发生。他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严厉处置,即动用军队、警察、特务和党团骨干,采用破坏加恐吓的双重手法,使大多数学生心生畏惧,知难而退。25日晚,李宗黄还兴师动众出动驻军,鸣枪警告了参加集会的学生。26日,中共云南省工委迅速部署动员全市学生总罢课,以求抗议。西南联大全体教授也联名抗议当局侵害集会自由,民盟昆明支部也声明支持学生的抗议行动。

学生的罢课行动不仅未能使李宗黄等检讨自己的处置,反而使他们坚信,对学生的斗争,就是反“奸党”的斗争。身为省党部主委的李宗黄当天下午再度召集会议,决定针锋相对,必要时使用武力,直至“开枪”。总之,不惜流血也要压制这次学潮。

为了达到宣传目的,又不致使学生受到伤害,中共及“民青”推动学联只搞罢课,而不上街游行。此举明显地得到了学生的好感,而李宗黄等派国民党及三青团员在校内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冲击学生自治会组织的相关集会的计划,因此也均告失败。学生们持续罢课,并且在校内、校外继续宣传反内战、要自由,使李宗黄等如坐针毡,终于决定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11月30日,被组织起来的云南省党部和省三青团支团部职员、军官总部和第五军分校学员,以及部分特工人员,在昆明市区各街道,与出校宣传的学生发生冲突。12月1日,复有大批党团人员和军官总队学员冲入云南大学等学校,见人便打,公然投掷手榴弹,造成学生4人死亡,16个重伤的空前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