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三章 战后国民党人的反共困扰(2)

 

军政当局的过激反应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云南省地方当局党团政军负责人李宗黄、关麟征等人的作用至为关键。正是由于效忠党国与领袖的军事将领关麟征及其昆明地区驻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等人的介入,才会导致军人卷入,发生枪击和投掷手榴弹这样严重的情况。身为军人,头脑相对简单的关麟征对政治事件简单化和暴力化的处理方法,从事件开始就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11月25日,他召开联席会议,布置破坏学生当晚的集会游行。次日晚,在省府召集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上,他更坦承25日晚士兵开枪是他下的命令。其理由是:“他们有开会自由,我就有放枪自由。”真到事情弄糟,关一面自请处分,一面后悔不该卷入地方事务。

李宗黄不仅是云南本地人,而且早在国民党一大时就已经做到中央执行委员,却从没有取得过实权,这使得他既相当自负,心态上又很容易失衡。再加上其性格,用他的说法就是“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有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这导致他在事件中始终心态激烈:阴谋分子愈是鼓动左派学生闹事,我就愈要同他们对着干!即使到惨案发生之后,他也依旧刚愎自用地认定:学潮的发生在于龙云的旧势力勾结共产党,意欲阻止其掌控云南,根本就是冲着他来的。因此,他不仅毫无惋惜自责之情,而且利用各种场合宣泄不满。由此不难想见,不是军人的李,比关麟征更加强势得多。

当时,李宗黄认为自己才是接掌云南大权的当然人选。晚年,他在回忆录中透露:1945年,蒋介石怎样向他许诺,赶走龙云由他“回滇主政”,说蒋最初只给了他一个代主席,是要他暂时隐忍一时,先让龙云手下的卢汉做一段省主席,等到国军反攻结束,卢汉的作用利用完了之后,再免去卢汉,把他推上正位。因此,他才全力以赴,助蒋赶走龙云,并一心想在云南做出成绩,等着蒋兑现许诺。不料,卢汉12月1日上任前,学生们11月25日就公开挑战国民党中央及其一党专政。这难免会被李看成是龙云的旧势力在所谓“奸党”的支持下,想要乘此机会,给他以难堪。李为此恼羞成怒,专门选在卢汉正式就职的当天发动对学生的大规模“还击”,不仅仅针对学潮,而且也是想要给以卢汉为代表的龙云的旧势力一个下马威。

没有证据表明李宗黄或邱清泉曾指示部属去学校杀人,但惨案既出,人命关天,身为军人的关麟征尚且自请处分,自承失职和良心不安,而李宗黄被云南学生口诛笔伐、党内亦受到颇多指责的情况下,却坚持无错可认。直至12月25日在被蒋调赴重庆之后,他仍上下活动,极力辩白。他反守为攻,声称:“此次学潮,完全为本党与共党、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革命与反革命之斗争。若将罪名责任,一律加于军政当局之身,其他毫不过问,实足以长敌人威风,灭自己正气。”

蒋介石的点火和灭火

国民党当局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派人跑到校园里投弹杀人,固然并无确证,说明出自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指使与鼓励,但蒋在幕后有所纵容与包庇,亦是事实。战后国统区一再发生打杀学生的流血惨案,蒋介石都难脱干系。还在抗战胜利前夕,蒋得知昆明有学生与中共同声息,公开呼吁组织联合政府时,就密令教育部:“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

相信但凡有学生运动,必有中共在背后“鼓惑”、“操纵”,联系到对中共必欲以武力解决,面对学潮无力遏制时动辄就想要动武,这在国民党一些领导人思想上已经形成一种思维的惯性。但是,进入40年代,即在中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得不格外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之后,蒋介石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明显地比地方当局要多了一层顾虑和谨慎。依照其思维惯性,他在遇到类似昆明学潮的问题时依然会气势汹汹地要求各地“当予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然而其这时的“断然处置”,多数情况下并不再包含暗杀或开枪之类的内容。只是,地方当局却未必都十分明了这其中的奥妙,更不要说那些由鲁莽军人当政的地方了。因此,只要还允许动武,就难免会出意外。对此,蒋介石亦非毫无心理准备,一边点火,一边灭火,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他的一种政治谋略。

“一二一”惨案爆发之际,恰逢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即将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国民党一面准备各种指责中共的说辞,一面力谋改善外界对自己的看法。惨案的爆发,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在国际上本来就不大好的形象,这不能不使蒋介石颇为懊恼,急图迅速灭火,以平息国内外的批评、指责之声。12月6日,蒋两度询问昆明学潮情形,并且怒气冲冲地直接给卢汉去电话,谓“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但实际上,蒋眼见昆明学潮有蔓延全国之势,所谓解散学校之说,也只是一时气极而已。他紧接着的步骤仍是加紧安抚学生,如下令批准枪决投弹凶手陈奇达、刘友治等。卢汉遵命很快将陈、刘二犯执行死刑。蒋还不得不暗示关麟征引咎辞职。关辞职后,昆明学界将矛头直指李宗黄,李却态度据傲,坚不请辞。

由于国民党当局未能满足学生们最基本的惩凶要求,复课一拖再拖。眼看杜鲁门总统公开宣示对华政策,要求国民党必须扩大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实行民主改革,马歇尔亦已来华,蒋介石12月18日再度限令于20日必须复课。17日,马歇尔到达中国,蒋不便采取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学生的行动,至27日,学生才在傅斯年和学校当局居中反复协调之后宣布正式复课。一个多月之后,即1946年2月12日,蒋亦部分地兑现承诺,说是部分,是因为他固然通过行政院,免除了李在云南的本兼各职,实际上并不想太过打击李宗黄这样一批铁杆忠党分子的情绪。撤去李在云南的民政厅长职务不久,他就通过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李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

蒋介石对昆明学潮的这种处理方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对地方领导人因防共反共而采取的极端做法,形式上不能不表示反对,其内心里是相当理解的。因此,其处理结果,不仅昆明学界不能满意,李本人以及其他国民党人更不可能从中吸取任何教训。半年不到,昆明再演血案。李公仆、闻一多两教授只因公开批评政府,蒋派来接替关麟征的霍揆彰就重蹈故辙,指使手下军人暗杀李、闻二人,再度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蒋自然故态复萌,先是大发雷霆,臭骂霍揆彰,最后同意免去霍的警备司令职务,将罪责归结为凶手个人的激愤行为,下令枪毙了事。蒋这样做,不仅免除政府官员涉案的麻烦,而且还留下基层党员和军人不能容忍任何人贬损领袖和党国,甚至不惜以死抗之的印象,借以威慑那些反政府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