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三章 战后国民党人的反共困扰(3)

 

受命打人者的邀功与“牺牲”

根据已披露的材料,当局对基层党团人员的动员和组织分为两个阶段。头一阶段在11月25日前后,当时的主要目的只是想破坏学生组织的时事讨论晚会,同时用军队远远地包围学校,阻吓学生在会后组织游行。但因学生当晚早就取消了游行的计划,故此种阻吓行动反而激起了学生的强烈愤怒。11月27日,被激怒的学生开始罢课后,云南当局吸取25日晚党政与军队不能合力的教训,决定由邱清泉为首,成立反罢课委员会,协调党团军政警宪等各个方面,联合行动。

30日,省府、警备部、省党部和三青团进一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次日冲击学校的行动计划。12月1日当天被组织起来参加行动的党团政宪警及特务等就有200余人。根据当时23岁的龚正德的描述,可知冲击学校的人持有各种打人家伙,学生们曾封住大门,试图用石块阻止他们冲入学校。而他们中穿军大衣的人就往校门里丢手榴弹,然后破门而入,见人就打。他就是首先发现被压在门板背后躺在地上已经被炸伤的女生潘琰的,借着当时大家的狂热情绪,他不顾一切地想要表现自己,在明知该女生已经受伤的情况下,他还是用铁条对其腹部连戳数下,将其杀死,并一路高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他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歇斯底里,用他的话来说,主要目的就是想完事后好“向行政上报功”,以便能够在年终考绩时评上优等,争取升级。

由此可见,这些打人者表现出来的狂热劲头,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那种纯粹自发而难以控制的情绪宣泄,更像是带有很强的个人目的性的一种表演。由于军人执行命令更为机械,领队的军官不像地方党团人员的领导者会有所顾忌,因此军人打起人来更加凶狠。不过,被要求挺身做烈士者,却通常被要求表现出慷慨激昂、痛恨共产党的姿态。1945年12月4日,惨案中投掷手榴弹的杀人犯陈奇达、刘友治被宣布枪决。他们在被起诉时就曾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指责学生挑衅,且大包大揽,自称失业军人,行动与部队无关,扬言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平时恨共产党,故出面报复”。

教育当局的居间调和

“一二一”惨案最终能够和平解决,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作用不可小视。而他所赖以在昆明居间调处的,先是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后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朱家骅因其资历甚深,做过北大及中大教授,多年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又执掌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大权,虽坚决反共,但对知识分子颇有亲和力,因此不仅门徒甚众,即使在各大学教授中执弟子礼者亦甚多。

朱家骅在惨案发生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到正在重庆准备北上的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傅斯年,请他帮忙赶去昆明调处。傅并非国民党员,却和国民党关系密切,且是朱在中研院多年的部属,与朱关系甚好。傅一向敢于讲话,就连蒋介石也要礼让三分,是一个可以周旋于国民党和学界中间的重要人物。

12月4日,傅斯年到达昆明,声明“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要求当局“真正敢作敢为”,同时要求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出来承担责任。傅斯年的态度,再加上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促使蒋做出某种让步。蒋不仅发现文告,而且迅速决定将关麟征调渝,请卢汉出面主持调查和善后。但私下里,蒋还是大发脾气,扬言要解散学校。傅斯年显然低估了李宗黄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他自然更不清楚前述蒋对李的许愿,因此,接到朱家骅来电后,即于8日复电明言,只要政府负责将李宗黄等调离,此间事便不难解决。朱家骅注意到蒋宁肯撤换其嫡系将领关麟征,也不动李宗黄,知道其中定有隐情。故他明确电告傅斯年说:“李事一时尚难办到,因此延长必生枝节,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

李宗黄的问题不解决,不仅说不服学生,就连对教师方面也难有说辞。朱经农到昆明数日,致电朱家骅云:“目前最大问题即为学生‘抬棺游行’。”这时蒋亦转经朱家骅,接连要求傅斯年速劝学生复课,恢复秩序。但李宗黄不去,傅亦无法可想。既然蒋坚不去李,深知蒋脾气的傅斯年只好转而向学生施加压力。但平白无故死伤这么多同学,政府去只是换了个警备总司令,找出两个编余军官来顶罪,同时还编出一个再荒唐不过的共产党人姜凯幕后指使的故事,《中央日报》更是不分青红皂白,连篇累牍地指责昆明学生被阴谋分子鼓惑煽动,自然无论如何不能让学生们平静下来。学生会坚持政府必须满足四项条件,即1、追究11月25日晚射击事件责任人;2、取消11月25日云南党政军联席会议颁布之禁止集会游行之禁令;3、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得随意逮捕;4、中央社必须更正污蔑学生之报导并道歉。虽经卢汉、傅斯年等出面担保解决,学生坚持非对李宗黄等做出处理并更正中央社假消息不可。

蒋介石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找到既不让李宗黄丢面子,又能够缓和学生情绪的解决办法。朱家骅明确告诉傅斯年,可以向教授们透露,李宗黄将被免职,以便于推动教授们予以配合。方针既定,梅、傅即联合行动。由于得到重庆密电,听说“十五日以后如不复课,蒋即准备举动”,故他们在14日就紧急召集常委会,确定以17日为最后复课期限。为了配合校方的行动,卢汉也特地于14日前往学生所设的灵堂,亲自吊唁了被难师生,同时以17日为限,向学生下了最后通牒。然而,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后,仍表示拒绝。果然,17日上午梅贻琦与傅斯年巡视学校时发现,教师们均已到校各就各位,而学生“竟无上课者”。

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的努力,傅斯年相信教授们出面亦不可能发生效用,最终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请解散”之一着。故他明确函告朱家骅说:“下一步之办法,最好为联大提前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南开三校提前恢复。各校组清理委员会,甄别学生,辞聘有作用之教员。”对于梅贻琦和傅斯年关于“自请解散”的意见,朱家骅其实并不十分赞同。他明确告诉傅说,因交通困难,如采取此一措施,势必要使学生们牺牲一个学期而无法学习,届时问题更多,因此必须慎重从事。最好的办法仍是等蒋回重庆后,争取蒋同意将最后期限再度延长。

18日,蒋介石明令学生复课的最后期限可缓至20日,届时“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注意到蒋介石让了步,朱家骅意识到危机正在过去。他在将蒋令转发昆明后,特地告诫傅斯年以及卢汉和霍揆彰,强调对“如何与何时执行”蒋令,务必“妥慎办理”。言外之意,即使期限已到,也要留有余地,不可仓促行事。因此,他明确要求联大和云大两校当局:“再尽最大之努力,剀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以重学业,以副期望。”

这边朱家骅全力调和,那边教授会亦积极运作。18日,梅贻琦以及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均表示学生三天内不复课,将辞去校长职务。数十位教授讲师亦公开表示将与两位校长同进退。有鉴于此,中共云南省工委迅速出面,通过各支部展开对罢委会学生代表的劝说工作。19日,教授会公推冯友兰等为代表,面见卢汉,得到卢汉承诺取消禁止自由集会之前令,学生方面也开始做出让步。联大除师范学院外,20日各班均开始有学生上课了。

这时,李宗黄被召去重庆,离开了昆明,从而使事情进一步有了转机。由于马歇尔已经来到中国,原来暗中推动学潮的中共一方这时已改换原有的斗争方式,强调要“根据新的情况来及时的适当的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和策略,来适合时宜地发展或结束这一斗争”。因此,李宗黄的离开,更使得他们有了彻底结束鼓动学生罢课的理由。学生罢委会于次日即正式发出了复课启事,昆明学潮至此终于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