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十四章 阻止内战的最后尝试

  较场口事件及其幕后

 

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宣告闭幕。2月2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就开始表现出有所懊恼的倾向了,他写道:“本周最感苦痛之事,乃为政治协商会议宪草组未提中常会征询意见,即擅自规定宪草修改原则,益觉孙科之易受人愚弄也。”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马歇尔显然非常欣赏。政协会议刚一结束,马歇尔就趁热打铁,马上推动三人小组开始就整军问题进行接触。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整编中共部队与中国政府军合并之基本方案》。该方案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军队能够像西方国家军队那样真正建立在军队与政治分离的基础上。

而随着对政协决议的公布,特别是得知蒋介石对宪草原则已有所批评之后,本来就对停战、政协不满的国民党内强硬派人士,很快就纠集在一起,在许多场合表达强烈反对的态度。国民党内的强烈批评之声,使得温和派如王世杰本人,也开始觉得草案“确多不妥之处”,承认“当时确不免轻忽将事”。随后,中统局更报告称:政协会后,“多数国军干部咸表愤慨,成都军校学生群情哗然,认为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及国防部即无异中共主张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之实现。各党派高呼拥挤蒋主席之口号,恐口是心非,意在逐渐减消委座权力,以法共对戴高乐之手段对委座,是可忍敦不可忍。”陈布雷所担心的这种离心趋势,在CC系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实属必然。

国民党长期一党独裁,CC系在国民党内又是最有势力的派别,多年来一直就有唯我独大的心理。政协决议宣布国民党不再具有独裁地位,今后政府不由党管,政权要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人士所分享,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恐慌和愤怒。早就习惯于使用暴力的这些国民党人,这里固然不能公然动用警察机关或特务机关来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却还是找到了发泄其不满的方式。重庆市党部就想到了过去在抗战中经常对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营业部所采用的捣乱的办法。

自政协开会以来,拥护政协召开的陪都各界每日晚组织讲演会,邀请政协代表进行讲演,并听取各界民众的意见,一连几天,情形极为良好。不料16日晚第四次夜会举行,由出席政协的代表张东荪、郭沫若两先生讲演时,国民党竟派人在台下起哄。17日晚,国民党方面派出更多人来到会场,“狂呼乱骂”。18日晚散会时,一位在会场上发过言的青年,在沧白纪念堂门前遭到群殴。19日,原请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演讲,两人均未到场,故由梁漱溟主讲,会场再度被破坏,捣乱分子向会场乱掷石子并燃放鞭炮,数度打断梁的演讲。至此,讲演会被迫暂停。至27日,协进会举行第八次会议时,虽到场有民众3000余人,讲演人仍旧受到数十个国民党人的起哄和谩骂;离场后,又遭这些人围追哄闹,并被掷以石块。而协进会的工作人员,更是接连遭到国民党人的围殴,以致受伤。

政协闭幕后,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3家单位发起,计划于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重庆市党部知道消息后,马上就向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请求对付办法”。8日上午,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CC系骨干分子方治主持下,专门召开执委会会议,讨论应付办法。会议讨论结果,决定“由本市农工商渔教育妇女及自由团体负责人持函向大会负责人交涉,请市各界人民团体参加主席团,并设法于大会开始时于与会群众中选出农会理事刘野樵同志为大会总主席”。“由本党擅长辩论之同志参加讲演”,“于发现反动言论之后即紧接发言予以驳斥,”并“发动党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共六百名参加大会。”

次日,方治犹嫌不够,担心当天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人数太多,600人起不了作用,于是又进一步召集各区书记紧急会议,要求每区发动平均约1000人参加会议。2月9日晚,国民党市党部领导的农会、总工会、教育会等9团体连夜向会议组织者章乃器等接洽,要求参加大会,并加入主席团,得到同意。次日,大会举行,该各团体代表在主席台上根据原定方针,由专人控制扩音器,并自行宣布开会,单方面强推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台下国民党人遂齐声鼓噪,予以支持。台下育才学校学生和劳动协会会员见状,纷纷高声抗议,向主席台涌去,也立即遭到台下国民党人的扭打。一时间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大会原先的组织者李公朴等,以及前来参加大会的周恩来等,均不得不离会而去。

较场口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庆祝大会筹备处就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陪都各青年团体亦在当天举行紧急座谈会。第二天,中央社即发布消息,指称当天的混战是由于李公朴不满刘野樵任总主席,阻止刘发言,并夺去扩音器所引起。刘野樵等亦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指责劳动协会会员和育才学生首先打人。中央社故意将事件引向“民众互相殴打”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上相当广泛的不满。不仅各报纷纷报道记者目击的惨案真相,而且当天在现场的42位记者联名发出控告国民党新闻机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指暴为善,误导国人。而重庆各报刊、各工厂工人,以及社会名流和文化人士,也或成立“二一0”血案后援会,或发表告国人书等,对国民党的野蛮行径同声谴责。

较场口事件所造成的政治风暴,引起了国民党内温和派的反感。王世杰等马上就知道是市党部方治惹的祸,并深恐党派间于此又起破裂。对此,重庆市党部主委方治也不得不出面解释,为自己洗脱。很明显,较场口事件是由重庆市党部一手暗中策划的,其策划时虽未明文规定要使用暴力,但下层根据以往执行此类命令的经验,自然会心照不宣地采用极端方式。无论中央(吴铁城)还是地方(方治),其实都清楚事情是如何引发的,然而他们还是要冠冕堂皇地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就连密谋发动各团体群众赴会以便对抗的情况,也要竭力否认。在这件事情上唯一被蒙在鼓里的,其实也许只有蒋介石一个人而已。

那么,蒋介石是不是真的不清楚这场冲突是怎么来的呢?倒也未必。以蒋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前在其所控制的安徽、浙江、江苏、福建等地,利用帮会势力,夺取地方党部,“剿”灭工会农会,然后诬指对方挑衅的历史,可知他是熟知这套手法的。CC类的这类行为,其实正是师法于蒋的结果。方治等所以要瞒蒋,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基于一种帮会心理,即这种事要敢做敢当。自然,蒋对这种事情也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眼,只要事情没闹到出人命,引起公愤,就装作不知道。更何况,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对政协决议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他自然也就更不会去追究手下人的这种言行。

较场口事件的风潮只持续一周时间就迅速平息了。这里面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美英报刊公开发表了雅尔塔协定,东北籍人士本来就对苏军在东北的行径不满,这回更是找到了揭露苏联背着中国攫取中国东北权益,以及拖延撤军、掠走东北工矿企业机器当做战利品等种种行径的机会。2月19日,南京来电要吴铁城对较场口事件善为处理,吴不无得意地复电南京方面称:较场口事件谅不致扩大,因“日来各方对东北问题颇为愤慨,沙磁区学生酝酿罢课游行,反共反苏,党政小组正竭力制止。以现势观察,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全部阻止恐少可能,但无论如何不使发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