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第二章 “容共”,还是“分共”(1)

 

1924年,由于国民党成功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这一发展,毫无疑问从孙中山坚持的“容共”政策中获益良多。但进入1925年,随着孙中山去世,国民党的领导层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遭遇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先是冯自由等在北京独树一帜,擅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否认中央权威;接着是廖仲恺遭党内不满“容共”政策的分子刺杀,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因此破裂,主要领导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最后是相当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集会,公开另立中央,与广州分庭抗礼。出现这种严重分化的情况,其中固然有种种特殊的原因与背景,而无可否认的是,它们也都与国民党内部在“容共”政策上久已存在的意见分歧,与国共两党在矛盾日益加剧的政治情势直接相关。

党内分化之缘起

自从1922年秋天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来,围绕着“容共”政策的利弊得失,国民党人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刚一得知孙中山实行“容共”,并准备改组国民党,最先表示异议者即为海外之华侨党员。身为华侨党员,自同盟会时起即为革命在南洋积极筹款,对孙中山的事业帮助甚大的邓泽如,这时也怀有恐惧。他于1923年11月29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领衔上书孙中山,历陈“容共”危险。这件事的直接起因是他得到消息说:“俄人替我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他担心: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不仅要“利用我党”,而且欲“借国民党之新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阴谋使国民党外结怨于国际,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陷于孤立无援之地”。

国民党以往在国内之基础,主要是依靠少数有知识者或有产者,而无论海外华侨,还是国内少数有知识有势力之人,他们切身的经验使他们绝难接受共产党人阶级革命理念。张继等人最初主动为国民党引进共产党人,除了多年与共产党领导人的相识外,还因为他们早年也都曾经是正政府主义者,后来也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相信共产党人同样能为国民党所用。但自1922年秋共产党人先后开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来,他们却渐渐认为共产党另有一套,并不真正信仰国民党的主义。甚至身为国民党员,却在共产党的杂志上动辄批评、规劝国民党,俨然以指导者自居。这种情况,在中华革命党时有过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经历的老党员眼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在各种场合已经不同程度地对共产党有组织有目的地加入国民党却不加防范的做法,表示了疑问,强调,无论如何,“党中不可有党”。然而,在国民党改组之初,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影响及势力尚小,两党之间的纠纷并不多,再加上孙中山的自信与权威,要想从根本上质疑“容共”政策,几乎没有可能。

尽管国民党内原本怀疑“容共政策的老党员,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出于对孙中山的敬畏,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一大”召开和国民党正式改组的结果,却再度刺激了他们。这是因为,新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新入党的共产党人一举拥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席次。而作为中央权力执行机关的中央党部不仅移驻广州,脱离了老党员聚集的上海,而且新选用的干部大都是支持“容共”政策的党员或共产党人,组织、工人、农民等部部务则基本上落入共产党人的掌控中。北京、上海等执行部中,支持“容共”政策的党员和共产党人也是身居要职,过去长期得到孙中山倚重的众多老党员突然间被搁置一旁,无所事事。本来就不赞同把中央党部移往广州的一些老党员,眼看党权旁落,倍感失落和不满。

党内反对派的首次抗争

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对“容共”政策的坚持,毕竟不能阻止国共两党之间纠纷的发生和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民党人在“容共”政策问题上的进一步分化。国民党“一大”后,迅速引起国民党人强烈反弹的,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因为孙中山授权共产党员谭平山等负责组织发展,谭不能不依靠共产党人来推动地方党务的建立与拓展,民的利益。二是前述部分共产党人三四月间,即在苏联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期间的言论,与国民党人大相径庭,导致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公开争论,最终引发了国民党中监委联名检举和弹劾共产党人,并因此摧生了一届二中全会的相关决议。

一届二中全会的结果,使国民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势力受到相当大的打击,要求惩办共产党人和革除共产党员国民党党籍的风潮,迅速在各地平息下来。但是,国共之间的纠纷却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向。相反,国民党将实行“共产“的谣言在广州此起彼伏。“共产”谣言的兴起,显示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对共产党相当恐惧的情绪。廖仲恺一方面对孙中山降俄容共政策鼎力支持,一方面却不得不公开否认共产主义在当时中国之可行。显示执政的国民党人处境颇为尴尬。但是,由于国民党内原本就存在的对立情绪,已被弹劾案事件推向极端,以致在许多地区,反对共产主义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敌人。不仅部分国民党人坚持敌视共产党,而且共产党方面也更进一步加强了同这一部分国民党人斗争的决心。

中共中央决以采取“强硬路线”,处于中间地位的国民党人就更显被动。在广州,孙中山及其拥护者仍占主导地位,但即便如此,当共产党人加强对国民党政策的公开批评以显示其强硬态度时,这些国民党人也仍旧不能不表示强烈的反感。《广州民国日报》为此公开发表社论,警告《向导》周报不得不顾事实,率意批评。国民党中央也曾公开警告《向导》周报。广州国民党中央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国共关系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上海方面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员迅速联合起来,形成强势,以致发生了邵力子被殴事件。反对“容共”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更成剑拔弩张之势。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共产党人联名上书孙中山,要求惩处打人凶手,并且要求追究国民党在上海负总责的叶楚伧的“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责任。而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何世桢等亦上书孙中山,要求“命令该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

由于受到一届二中全会结果的打击,又眼见共产党进一步活跃与强硬。诸多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党员开始感到心灰意冷。这时来上海不久的冯自由便与田桐等人积极活动,并广泛联络章太炎等老同盟会员,很快联合起大批同情者,决定“护党救国”。由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孙中山此时应邀入京,刚刚经过上海北上,举国瞩目,章太炎等在“护党救国”宣言中并未涉及共产党问题,惟以护党救国为号召,但在上海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看来,实无异于主张“驱逐共产派”。但是,要想公开树立驱逐共产党人的旗帜,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2月下旬,部分国民党人在京组成“各省区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号称有成员400余人。成立伊始,即把矛头指向被他们视为有袒护共产党人行为的汪精卫,却没有公开打出驱逐共产派的旗号。

这个时候,孙中山已在病中,国民党内反对派的要求,自然得不到回应。但孙中山病重,各反对派组织成立又未受到国民党中央的公开指责,这些情况,助长了国民党内反对“容共”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和组织上的结合。